畢加索也曾被類似地援引過：“人人都想理解藝術，為什麼不想理解一隻鳥的歌？人愛夜、花以及周圍的一切，為什麼不理解它？但偏偏對一幅畫，就要無限製地深究。”
不過，甚至在所談論的這一領域中，人們確實也研究貝多芬的四重奏。但請注意，這裏的研究是指經驗意義上的陶醉，反複地欣賞和沉思，也可以說，是用一種高強度的顯微鏡仔細審查它的內部結構，而不是研究它。而後他們會信心百倍地說：“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它。”
有一個信奉類似原則的文藝批評學派，它的信從者依賴對作品本身的深入審查做出評價，而不是根據作品的社會、曆史、政治或經濟背景而探討。這些人並沒有陷入不可言喻狀態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們有很多要說的，而他們也確實使用了“意義”、“解釋”、“理解”、“釋意”和“交流”這些詞彙，盡管仍然力求嚴格地停留在經驗的範圍內。
很顯然，來自藝術世界的這些積極的用法在一個重建的科學哲學中是有益的，這種科學哲學主張包容，而不是排除經驗論據。我認為，這些用法比另一種用法更可取，後者談論的是“無意義”和“荒謬”，而不是“原樣意義”，它使自身還原為指示交流而不是語言交流，它拒絕任何解釋或定義的努力，隻能等待某一天領悟的出現，而沒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領悟到來，實際上就是說，假如你不了解，你將永遠不會了解。
或許積極的用法能使我們和經驗資料進行更深奧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並能更實際而富有成果地處理這些資料。“荒謬”、“無意義”、“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釋”這些詞彙隻表示一種神經脆弱，因為它們談論的是虛無、是零、是缺乏的某種東西而不是能夠用科學方式對待的存在物。
積極的用法證明是正確的，還因為它們意味著對一種可能性的接受，即經驗可以是目的經驗，它們自身就是有效的、有價值的。這些用法對於一種存在心理學是適宜的，這種心理學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終極狀態打交道的。
消極的用法意味著對一種傳統科學主張的認可，即堅持科學是超脫價值的，和目的無關而隻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斷給定的）打交道。
我們必須承認，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經驗都是無法解釋的。也就是說，它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們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們還有什麼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對待經驗；經驗就是經驗。你能做的一切不過是承認經驗的存在，接受它們，有可能時領略它們的豐富多彩和神秘莫測，同時認識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生活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的解答。
從某種程度上講，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義。即對生活的體驗、行走、觀看、味道、氣味、感官享受和情緒體驗，一切其餘的感受，這些都會使我們覺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會引起我們的懷疑，隻要它們不再為我們提供享受。此時此刻，我們有可能感到厭倦、無聊、抑鬱、想自殺，我們會說，“生活是無意義的”或“生活有什麼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