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第三本是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譯《唐宋詞畫》，書中選了六十多首詞，還有六十多幅關山美的畫；關女士善畫女人的眼睛，傳神全在阿堵之間，真是畫中有詩。
第四本是由湖南出版的《宋詞三百首》漢英對照本。前言中說：“宋詞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有時似乎比唐詩還更深刻，更細致，更微妙。”前言中還
談到“三美”：“意美”舉了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為例，“音美”舉了李清照《聲聲慢》為例，“形美”舉了陸遊《釵頭鳳》中的對仗和重複，如：“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英譯文是：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 wong, wrong!
1996年第五本是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這是我從事文學翻譯六十年的回憶錄。南京大學許鈞教授讀後，寫了一篇《溶生命之美於再創作藝術之中》。現在已由紐約Vantage出版社出英文本，由楊振寧寫英文序。
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了《中詩英韻探勝》，列入《北大名家名著文叢》，這是我在國外企鵝公司出書之後，在國內得到的最高榮譽。重印本和1992年本的唯一不同之處是：《離騷》選段原來用楊憲益夫婦的譯文，現在改用我《楚辭》中的新譯。
1997年北大出版了漢英對照的《元明清詩一百十五首》；還有一本《詩經楚辭一百五十首》，分別用了餘冠英和郭沫若的選本，已經付印。此外，我還譯了一本漢法對照的《中國古詩詞三百首》，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
一個人把三百首古詩詞譯成英、法兩種韻文。法譯本已於1999年由北大出版。湖南出版社五本二十折的《西廂記》漢英對照本（1992年隻有四本十六折）也已於1997年出版。
這樣，1997年已經出版和預定出版的書，大約有四五本。此外，台北書林公司還預定出版我的《文學翻譯談》，1996年就看到樣書，1998年才出版。還有，美國黃興基金會約我譯《黃興詩詞選》四十首，其中有很難譯的《筆銘》：“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投筆方為大丈夫！”我居然譯成韻文如下：
You write and write
By day and night.
Why should I practise calligrapher’s trifling art?
I’d better give you up and play a hero’s part.
譯文早已交稿，基金會說將在美國出版，但是至今杳無音信。
總而言之，90年代到今天為止，我已出版的書主要是詩詞英譯，共十六本：1.《詩經》英譯本；2.《詩經》對照本；3.《國風》；4.《雅頌》；5.《楚辭》；6.《漢魏詩》；7.《唐宋詩》；8.《唐宋詞》；9.《詞畫》；10.《宋詞三百首》
；11.《西廂記》；12.《元明清詩》；13.《毛澤東詩詞選》；14.《古詩詞六百首》；15.《不朽詩三百首》；16.《中詩英韻探勝》。其他英譯漢隻有兩本：17.《埃及豔後》；18.《飛馬騰空》。法譯漢也有兩本重譯：19.《紅與黑》；20.《包法利夫人》。一本校譯：21.《追憶似水年華》（三）。最後還有一本回憶錄：22.《追憶逝水年華》。加上以前的十八本，總共是四十本書。
至於文章，90年代我又寫了三十多篇，現在按年代簡單敘述於後。
1990年，我發表了六篇：第一篇是《世界文學》刊登的《文學翻譯與翻譯文學》，文中提出了：“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也就是說，翻譯作品本身要是文學作品。”文章還對王佐良譯的《彭斯詩選》提出了批評。
第二篇重要文章是《外國語》發表的《文學翻譯：1+1=3》。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學翻譯的三個公式：1.譯詞：1+1=1（形似）；2.譯意：1+1=2（意似）；3.譯味：1+1=3（神似）。文章也可以說是《三似新論》。
第三篇文章是《北京大學學報英語專刊》發表的《〈西廂記〉與〈羅密歐與朱麗葉〉》。文章根據金聖歎的文學理論來分析比較《西廂記》和莎士比亞的劇本，認為兩個劇
本情節都很曲折，但《西廂》的曲折是內心的；莎劇是外界的。《西廂》描寫人物的外在形象，更加生動；莎劇寫內在情感，更加深刻。《西廂》善用抽象疊詞，曆史典故；莎劇善用具體形象，雙關文字。兩劇各有千秋。
第四篇是《中國翻譯》發表的《〈水上〉新、舊譯本的比較》，前麵已經提到了。文中談到中國文學翻譯發展的道路是：1.從直譯到意譯；2.從籠統到精確；3.從文字到形象；4.從長句到短句；5.從生硬到自然；6.從形似到神似；7.從知之到好之；8.從作者風格到譯者風格。
第五篇是《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詩詞·翻譯·文化》，文章說明寫詩和譯詩不隻是表現個人才氣，還要表現文化素質；因為個人才氣有限，絕不能和整個文化相比。
第六篇是《錢鍾書研究》第二輯中刊登的《錢鍾書先生及譯詩》，文中說道：詩是本體，譯是方法；詩要求美，譯要求真；如果把美的詩譯得不美，那不能算是存真；而應該在不失真的條件下，盡可能傳達原詩的美。
1991年，我又發表了五六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中國翻譯》刊登的《譯詩六論》上、下兩篇。文中提出：“譯者易也”是翻譯的總論；“譯者一也、依也、異也”是翻譯的方法論：“一也”（譯文和原文統一）是翻譯的理想，“依也”（譯
文以原文為依據）是翻譯的常道，“異也”（譯文可以標新立異）是翻譯的變道；“譯者藝也”是翻譯的認識論；“譯者怡也”是翻譯的目的論。這是我五十年翻譯經驗的小結，後來還有補充修改。文中指出了王佐良譯的雪萊《西風頌》不如豐華瞻，王譯彭斯詩的《不管那一套》不如飛白。結果以後八年，《中國翻譯》沒有再登我的論文；甚至王佐良在該刊1993年第2期不指名地攻擊我“趣味不高”，也不發表我的反擊。更有甚者，王佐良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外語組組長，北京大學申報我為文學翻譯博士研究生導師，他卻不予討論；結果英國劍橋大學有個研究生要我指導中詩英譯，我卻隻好婉言謝絕。王佐良還是一些評獎委員會的負責人，我雖然把中國文化的瑰寶唐詩宋詞等譯成英、法韻文，在國內外出版，卻沒有得過國家地市任何獎勵；直到他去世後，我英譯的《詩經》才得到北京市一等獎。這段往事，隻好在這裏立案備考了。為什麼要舊事重提呢？我自50年代回國，一直挨批挨鬥；好不容易等到小平複出，我也才有出頭之日，不料還是繼續受壓；心中積鬱了不平之氣，不吐不快，唯恐別人不知，老說自己是“詩譯英法唯一人”。別人也許會說這是名利思想作祟，我卻認為名利思想是指名高於實；如果名實相
符，揚名天下有什麼不好？
1991年我的第三篇文章是《山東外語教學》上發表的《談翻譯教學》，文中談到我在北京大學開翻譯課時，對《英漢翻譯教程》《英漢翻譯手冊》《文學翻譯原理》《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朱生豪、王佐良、江楓等的批評。如江譯雪萊的《雲》：“像一隻飛落的雄鷹，憑借金色的翅膀，\/在一座遭遇到地震\/搖擺、顫動的陡峭山峰巔頂\/停留短暫的一瞬。”就是典型的翻譯腔。
1991年我的第四篇文章是用英文寫的《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登在了《英語世界》上。文章對美國傅漢思教授等“科學派”提出了批評，認為“科學派”沒有出版過一個像樣的文學譯本，如傅漢思譯李白的“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
For looking at each other without getting tired
There is only gting Mountain.
一座山怎麼能互相看？中文主語“我”字可以省略，英文如果省略就不通了。翻譯怎能算是科學？
第五篇文章也是用英文寫的《詩詞翻譯簡史》，登在《外國語》上。文章指出早期譯者可分直譯、意譯、仿譯三派；後來直譯分為散體派和逐字翻譯派，意譯分為詩體派和現代派，仿譯派發展為改譯
派。早期晚期中外都有代表人物。
第六篇文章《讀錢漫筆》是讀錢鍾書先生《林紓的翻譯》後寫的隨感，對英國倫敦大學格雷厄姆教授提出了批評，他說：“我們幾乎不能讓中國人去翻譯唐詩。”我卻指出中國人理解唐詩遠遠勝過英美譯者，表達力也不在英美人之下，所以中國人譯的李商隱詩《錦瑟》遠在英美譯文之上。這也是像楊振寧一樣長自己的誌氣，滅他人的威風吧。
1992年，我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譯學與易經》，文中說到：譯學也可以說是“易經”，“換易語言”之經。並且我在《譯詩六論》之外又補充了兩論：“譯者意也”（翻譯要傳情達意）和“譯者益也”（翻譯要能開卷有益，使人“知之”），一共是八論，和《易經》的八卦有相通之處，自然是形同實異。我還舉了辛棄疾《采桑子》的八種英法譯文為例，說明如何用八卦來解釋《譯詩八論》。
1992年的第二篇文章是在《北京大學學報英語專刊》上發表的《翻譯對話錄》，這是我和裘克安、王佐良等教授的論戰，主要談了宣示義和啟示義的問題。我還舉了一個例子：“從前有個士兵中了毒箭，去找外科醫生，醫生隻把箭杆切斷，說取出箭頭是內科的事。譯詩如果隻譯宣示義而不譯啟示義，那就有點像這位外科醫生。”我想內外科之爭可
以概括我和國內翻譯界主流派的論戰。
第三篇文章是用英文寫的《李白和拜倫》，登在《外國語》上。文中比較了中英詩人對自由、自然、人民、美人的熱愛；不同的是：拜倫更為投入，李白更為超脫。
1993年最重要的文章是《外國語》上發表的《文學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就是《紅與黑》中譯本的序言。文中提出了八個觀點：1.“再創作”等於原文作者用譯語的創作；2.直譯、意譯之爭是個度的問題；3.重譯時能意譯就意譯，不能意譯時再直譯；4.沒有中英互譯實踐的人，提不出解決中英互譯問題的理論；5.劉重德的“信達切”翻譯原則並不實用，因為“切”的譯文不一定是好譯文；6.文學翻譯的標準可以是“信、達、優”，“優指發揮譯語優勢，用譯語最好的表達方式”；7.文學翻譯理論不是科學，而是藝術；8.比較研究譯例比空談譯論更能提高翻譯水平。
1993年還有一篇用英文寫的《比較翻譯學》，登在英國出版的《宏觀語言學》季刊上。文中說道，翻譯學可分為宏觀翻譯學和微觀翻譯學，微觀翻譯學屬於語言學範疇，宏觀翻譯學屬於文藝學範疇。譯文不但從語言學觀點，而且從文藝學觀點，都應該忠實於原文。語言學者更重直譯，文藝學者更重意譯。如何解決直譯與意譯的矛盾
，就是文學翻譯家的宏觀任務。然後我舉例說明了如何根據“三美論”“三之論”“三化論”的原則來解決譯詩的具體問題。
1994年，我又用中文寫了一篇《談“比較翻譯學”》，登在湖南《外語與翻譯》季刊上。文中提出：比較不同的譯文不但可以提高翻譯的水平，而且可以解決翻譯理論上有爭議的問題。“比較翻譯學”不是為比較而比較，而是為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為了建立21世紀的世界文化。20世紀以西方文化為主，西方語言多是拚音文字，容易對等，所以提出對等譯論。其實，對等原則隻適用於低層次的翻譯；高層次的文學翻譯卻需要再創造。文中還舉例作了說明。
1994年，我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文學翻譯何去何從？》。這篇文章是對王佐良《中國翻譯》1993年第2期文章的反批評。王文中盛讚對法國瓦雷裏《風靈》（靈感如風）的譯文：“無影也無蹤，\/換內衣露胸；\/兩件一刹那！”卻批評我的譯文：“無影也無蹤，\/更衣一刹那，\/隱約見酥胸！”認為“趣味不高”。我卻以為這還是一個“內科”譯法和“外科”譯法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代表了20世紀中國翻譯界兩條路線的鬥爭。但鬥爭並不是勢均力敵的；《中國翻譯》隻登批評我的文章，而不登我的反批評。我隻好拿到國
際會議上去宣讀，後由《外國語》轉載。另外一篇《外國文學中譯國際會議述評》，發表在菲律賓《聯合日報》上。
此外，1994年還發表了我為劉重德的《渾金璞玉集》寫的引言，文中談到了我對“信達切”的不同意見。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潘麗珍譯的雨果《巴黎聖母院》，書中附錄了我為她寫的《雨果和他的奇書》，文中說《巴黎聖母院》是“一本充滿奇人、奇事、奇景、奇情的奇書”，“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真，人道主義的善，浪漫主義的美”。總之，1994年我一共發表了五篇文章。
1995年，我又發表了好幾篇論文，主要是關於《紅與黑》譯本的論戰，概括起來，也可以說是內科與外科，同化與異化之爭。例如第一句“玻璃市是一個山清水秀、小巧玲瓏的城市”，外科譯者卻隻譯成維裏埃爾是個漂亮的小城；不知道“漂亮的小城”隻指建築，不指山水。又如最後一句女主角“魂歸離恨天”，外科譯者隻譯成“死了”；不知道“死了”是說“自然死亡”，而女主角卻是含恨而死的。簡單說來，外科學派上焉者隻會譯宣示義，不會譯啟示義；下焉者譯出了“翻譯腔”，所以我針鋒相對地提出“妙譯來自得意忘形”。
1995年我在《外國語》上發表了《為什麼重譯〈約翰·克裏斯朵夫〉》，文中比較了魯迅
、傅雷和我新譯的一段文字，其中的最後一句是：
（魯譯）人為了要強有力而含辛茹苦，多麼好呢！
（傅譯）堅強而能受苦多好！
（許譯）強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麼好！
原文用的是時間狀語從句，意思是說：當人強大時，受苦多麼好！魯譯把時間狀語改成目的狀語，顯得“過頭”；傅譯改成並列主句從句，仿佛是說堅強而不受苦就不好了，又顯得“不及”。許譯改用程度狀語，也在“過”與“不及”之間。三種譯文都比譯成時間狀語更好，這就說明翻譯不能拘泥“形似”；而是可以“得意忘形”。
以上是法譯中。至於中譯英，我在《大連外語學刊》上寫了《汪譯〈詩經〉序》和《談陶詩英譯》，談的也是“得意忘形”的問題。如“心遠地自偏”一句，形似派認為是指客觀環境偏僻，沒有車馬喧嘩；“得意”派卻認為是說隻要主觀心高意遠，即使身在鬧區，也能遠離塵囂。
1996年，我又發表了五篇文章：先在《讀書》上模仿老子《道德經》第一章寫了一篇《譯論》，又在《英語世界》上譯成英文，主要是：“得意忘形，求同存異，翻譯之道。”就是羅新璋在《翻譯新論》篇第369頁上說的：“神上求同，形上存異。”
第二篇短文是在湖南《外語與翻譯》上發表的《形似而後能神似嗎？——簡答江楓》。我認為江楓
是典型的形似而不神似的譯者。我隻對照原文讀了兩首他譯的雪萊詩，就發現有十個錯誤；而他居然得了韓素音翻譯獎，可見評委讀他譯的《雪萊詩集》，根本沒有對照原文。
第三篇文章是為張經浩《譯論》寫的序，序中肯定了張經浩說的“翻譯的第一個藝術特征在其創造性”。“藝術上的成功……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能耐”。“翻譯的第二大特征在於實踐性……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的東西卻不高明得很”。不高明的譯者提出的譯論，不可能取得最好的翻譯效果。而亞裏士多德說過：“正確”就是用最好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在我看來，最好的方法是發揮譯語優勢，最好的效果是信達雅中的雅（或優）。發揮了譯語的優勢，使譯作和創作一樣有文采，就是正確的翻譯。
第四篇文章最重要，是在大連外國語學院發表的《談重譯——兼答許鈞》。許鈞在《紅與黑》漢譯的論戰中支持“等值”派（主要是“外科”），反對“再創”派（主要是“內科”）。例如他在《文字·文學·文化》第21頁比較了“la sécheresse de coeur”的三種譯文：1.心腸冷酷；2.鐵石心腸；3.外強中幹，口是心非。他支持前兩種比較形似的譯文，反對第三種聯係實際的神似譯文。但從《
紅與黑》全書看來，市長的兩個好朋友對市長是“心腸冷酷”，還是“口是心非”呢？我查遍了全書，都找不到那兩個朋友對市長“冷酷”的例子，甚至連“冷酷”的字眼也沒有；於是煞費苦心，把“sécheresse”譯成“外強中幹”，再聯係“de coeur”譯成“口是心非”，認為這才符合兩個朋友的實際；不料結果卻像市長一樣，好心不得好報，反而遭到了批評。再舉一個例子，許鈞在該書第23頁比較了“la magistrature”的譯法，他認為“法官”更“精確”，我譯成“文官”太“漢化”；但《法漢辭典》中的第一個解釋是：“行政官員的職位或任期”，譯成“文官”難道不比“法官”更“精確”？難道能說譯文比“法官”更“漢化”嗎？由此可見許鈞邏輯思維不夠嚴密，理論不能聯係實際。他對我還有一點批評，是說我的譯文不合原文風格。而在我看來，他所謂的“風格”，其實就是“外科”的“形似”。關於這點，我有過慘痛的經驗教訓，就是為了“形似”的風格，把“神似”的譯文改成“形似”。如果把“外強中幹，口是心非”改成“心腸冷酷”，那不是大倒退嗎？如果按照許鈞對“風格”的理解，我的四十本譯著全該重譯。重譯後能不能得到現在的評價呢？我看20世紀
的翻譯史要重寫了。還有沒有人能在國內外出版《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的英法文韻體譯本呢？我的結論是：與其為了原作“風格”而犧牲得到好評的譯著，不如為了得到好評的譯著而犧牲原作所謂的“風格”。從世界文學翻譯史看來，無論是蒲伯譯的《荷馬史詩》，還是費茨傑拉德譯的《魯拜集》，凡是勝過原文的譯著，都是不考慮原作風格的。
1996年第五篇文章是廣西《出版廣角》上發表的《譯家之言》，文中一段《說什麼與怎樣說》由《浙江日報》轉載。文章舉了莎士比亞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的十幾種譯文為例，認為朱生豪的譯文“生存還是毀滅”適用於集體，不適用於個人，是個“說什麼”的問題；王佐良的譯文“生或死”適用於哲學講台，不適用於劇院舞台，是個“怎麼說”的問題；演員在舞台上應該說：“死還是不死？”
此外，1996年《文彙讀書周報》和《聯大校友通訊》先後選載了我的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回憶錄最早登在1993年《清華校友通訊》上，作為畢業五十周年紀念；同年台北《中國時報》就已轉載，並且彙來稿費每千字五十美元，這是我拿到的最高稿酬；1994年，台北還轉載了回憶錄中的《詩與友》一章。這種回憶錄式的文
章，1996年南昌二中校友會還發表了《往事知多少？》等幾篇。
除文章外，1996年8月14日，我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國際文化交流會上做了英文報告，大意是說：最能代表一國文化的是詩，如希臘《荷馬史詩》表現了西方的英雄主義，中國《詩經·采薇》卻顯示了東方的和平精神，這種精神一脈相傳，直到毛澤東《昆侖》詞中的“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講後，國際友人紛紛前來握手，表示祝賀。9月20日，商務印書館在國際大酒店舉行慶祝《英語世界》出版百期紀念會，我又做了大同小異的簡短發言（參看長春《譯學研究序》），說《英語世界》標誌著中國文化走向21世紀；引起全場轟動，認為發言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十分鍾談到了古今三千年，中外千萬裏，非常精彩。
早在1996年1月，《北京周報》就對我進行了采訪，並在第3期發表了英文報道《東西方互補論》。後來，我把訪談的內容寫成英文文章《禮與樂》，發表在《英語世界》上。
1996年9月，《炎黃春秋》又發表了龍梅對我的采訪：《從曆次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大翻譯家》，這篇報道可以看作我的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的補充。
同月，《中國翻譯》發表了劉軍平的《莫道桑榆晚，飛霞尚滿天——記著名翻譯家許淵衝的翻譯生
涯》。但我認為評價更高的，是劉季春在《實用翻譯教程》中的論點。他說：“我們認為，嚴複以來，如果說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我國翻譯理論研究的第一次飛躍的話，許淵衝的揚長避短、發揮譯文語言優勢便是第二次飛躍。”
1997年
1997年對我說來，可以說是“楊振寧年”。我在《追憶逝水年華》中回憶了振寧和我1939年在西南聯大同上大一英文時的情景，他十六歲就能注意到英語中的異常現象，已經是十八年後打破宇稱守恒定律、榮獲諾貝爾獎的先聲。他在美國讀到之後，發來電傳，約我5月在母校清華大學見麵暢談，並且寄來了兩本《楊振寧文選》。
《文選》中有些文章我早已讀過，對我影響很大，甚至遠遠超過了其他同代人。回想起來，我提出的“三美譯論”主要得益於魯迅和林語堂，“三似新論”主要得益於傅雷，“三化譯論”主要得益於錢鍾書；“三之目的論”主要得益於王國維，“再創論”主要得益於郭沫若，“藝術論”則主要得益於朱光潛。概括起來，就是“美化之藝術”。我自己獨創的譯論則有：1.發揮譯語優勢論（三勢論）；2.文化優勢競賽論（三勢補論、認識新論）；3.文學翻譯是再創美的藝術（三美補論、目的新論）；4.以創補失論（三化補論、方法新論）；
5.超導論（藝術補論：文學翻譯的公式是1+1＞2）。我的這些譯論沒有得到同代人中“外科派”的認可，但卻在楊振寧的科學理論中找得到依據。
《楊振寧訪談錄》第83頁上說：“中國的文化是向模糊、朦朧及總體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則是向準確與具體的方向走。”又說：“中文的表達方式不夠準確這一點，假如在寫法津是一個缺點的話，寫詩卻是一個優點。”這就是說：中西文化並不對等，文字也有朦朧與準確的差異。我認為這等於說：中西文字各有優勢、劣勢，並不總是處在均勢狀態；這就從理論上支持了我發揮優勢，扭轉劣勢，爭取均勢的認識論。
《訪談錄》第178頁上說：“中國學生在考試成績上一般名列前茅，但在做研究工作方麵就顯得吃力，創造能力不夠。”我覺得這一語道破了中國學術界高分低能的現象；這句話也可以應用於中國翻譯界和譯論研究者，並且間接支持了我“再創美”的目的論和“以創補失”的方法論。
楊振寧《讀書教學四十年》第116頁上談到愛因斯坦等大物理學家時說：“他們的風格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能在非常複雜的物理現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後把這精神通過很簡單但深入的想法，用算學方式表示出來。”受了這種風格的啟發，我在《三似新論》中提出了形似
、意似、神似的公式，分別是：一加一小於二，等於二，大於二。
《楊振寧文選》第223頁上說：芝加哥大學教授“費密的研究風格的特點……是從物理現象出發，不是自原理出發”。這點對翻譯理論的研究非常重要。我認為語言學派的譯論家就是從原理到原理，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為了從正麵說明研究譯論要從現象出發，我寫了一篇《談〈詩經〉英、法譯》。為了從反麵批評理論脫離實際，我又寫了一篇《談翻譯理論的研究》，在《洛陽外國語學報》上發表。
《洛陽外國語學報》1996年第5期發表了孫致禮的《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這可能是我國翻譯界主流派發表的最全麵的一篇論文，文中談到科學與藝術，形似與神似，直譯與意譯，異化與歸化，避免洋腔與發揮優勢等十個矛盾，對我的“發揮譯語優勢論”提出了含蓄的批評，對十大矛盾則提出了“辯證統一”的觀點。在我看來，科學、形似、直譯、異化等方法隻能解決低層次的翻譯問題；藝術、神似、意譯、歸化等卻能解決高層次的翻譯問題，所以“統一”應該是提高。但孫致禮反對“發揮譯語優勢”，也就是反對提高，這是我們理論上的分歧。從現象出發，孫致禮認為卞之琳、查良錚、王佐良是傑出的詩歌翻譯家；我在文中卻指出卞譯莎
士比亞不比朱生豪有吸引力，查譯雪萊不如豐華瞻有詩意，王譯彭斯不如汪飛白更能傳達原詩的民歌風格。卞、查、王三人都不能算傑出，究其原因，則是他們不如朱、豐、汪發揮了譯語優勢。在本文中，我更提出了統一就是提高，低層次應向高層次統一的觀點，這是我文學翻譯的矛盾統一論。
如果說孫致禮的文章是主流派最全麵的論文，那麼湖北《翻譯新論》中收錄了一篇和我商榷的《關於“音美”理論的再商榷》就是“外科”派最片麵的文章。《商榷》最初登在《現代外語》1989年第2期上，我六年後才看到，寫了一篇《從詩的定義看詩詞的譯法——韻體譯詩弊大於利嗎？》作為答辯。不料該刊隻登批評，不登反批評，隻好收在《文學翻譯新論》中了。
我國翻譯界主流派壓製不同意見的作風，我深受其害。我就寫了一篇《文學翻譯改革芻議》說主流派主張形似的直譯或對等譯法，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翻譯腔；而翻譯腔在國際上是沒有市場的，這就影響了我國文學走向世界。而在我看來，21世紀是世界文學的世紀。一個文學工作者不能隻了解本國文學，而不了解世界文學；而在世界文學中，除非本國文學能占一半以上，否則，翻譯文學的比重就會大於創作。因此，翻譯文學應該提高到和創作同等的地位。我的正
麵意見集中在1997年寫的《美化之藝術》一文中。
一方麵，我的譯論受到主流派的壓製，另一方麵，我的譯本卻受到讀者的歡迎。如《中國社會報》1997年4月29日發表了一篇評論：《盡文字之曲，通中西之美》；《江西日報》同年5月23日發表了一篇報道：《詩譯英法，獨領風騷》。至於個人，美國費城大學顧毓琇教授來信說：“曆代詩詞曲譯成英文，且能押韻自然，功力過人，先生實為有史以來第一。”我認為這是對我的最高獎勵。
我的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也得到了好評，中文本出版後，半年內印刷了兩次，於是我又寫了個英文本。英文本和中文本不同，幾乎每一頁都有幾句英譯詩詞，這樣就把詩和史結合起來，把個人的生活和民族的文化融合起來，同時還把中國古典小說精簡的筆法引入到西方傳記文學之中。英文本由美國紐約Vantage Press出版。楊振寧讀了我的英文稿後，說很精彩，並且為我寫了英文序言。
英文本回憶錄1998年出版。1999年出版的有《古詩詞三百首》法譯本。20世紀最後出版的可能是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托夫》的新譯本，我希望新譯本能體現我的翻譯理論。在譯到音樂家創作的喜悅，奮鬥的困難時，我簡直是感同身受。書中說道：“萊茵河在法國
和德國之間衝出了一條河道，彙集了兩國無數的支流。河流在兩國之間前進，不是把它們一分為二，而是使它們合二為一，使兩國在洪流中融會，難解難分了。”我希望太平洋也不要把中國和美國隔離，而是把兩國的文化融合成為一個和平、繁榮、進步的新世紀；但願我的《文學翻譯新論》能像雪萊在《西風頌》中所說的那樣：
像枯葉一般去催促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