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revolution we shed blood, not tears.
We ne''''er plain for there’s no man but dies.
So long as rivers flow, red blood ne’er dries.
Her last word w
ill outlast a thousand years.
總而言之，我70年代翻譯的和評論的主要都是革命家的詩詞。
80年代
到了80年代，我已經六十歲了。記得四十年前在陽宗海之濱，有個聯大同學給我看相，說我六十歲以後會交好運，不料他的一句戲言居然成了事實。假如我像傅雷一樣五十八歲離世，那就一切皆空了。
小平同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要翻兩番。聯係實際，我以前出版了四本書，翻一番是八本，翻兩番是十六本，不料我在80年代就提前超額完成了。
1981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英譯的《動地詩——中國革命家詩詞選》，包括孫中山、黃興、秋瑾、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詩詞一百多首，如秋瑾的《絕命詞》隻有一句：“秋風秋雨愁煞人！”
Sad autumn wind and autumn rain has saddened me.
原文有兩個半“秋”字（“愁”字算半個），我把sadden前半放在風雨之前，就算勉強譯出“半輪秋”了；動詞用了單數，表示風雨是一回事。後來，《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86年第1期評論說：“譯筆之美，使同類譯家汗顏。”“在意美、音美的傳達上，已入化境，譯文堪與原作
媲美。”“漢詩詞的英譯能到此境界者，古今中外，實不多見。”
1982年，香港商務又出版了我的《蘇東坡詩詞新譯》，如東坡詠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The West Lake looks like the fair lady of the West，
Whether she is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
又如題廬山的“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Of mountain Lu we ake out the true face.
For we are lost in the heart of the very place.
198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我二十多年前翻譯的巴爾紮克的《人生的開始》。這三年內，每年出書一本。同年8月30日，我來北京大學，此後一年出書往往不止一本。
1984年，中國翻譯公司出版了我的《翻譯的藝術》論文集。我在前言中說：“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對世界文化應盡的責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國文化的血液，灌輸到中國文化中來，同時把一部分中國文化的血液灌輸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光輝燦爛
。”錢鍾書先生讀後來信說：“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空談理論與盲目實踐，皆當廢然自失矣。”
同年，我英譯的《唐詩一百五十首》在西安出版。在《序言》中，我重申了譯詩“三美”論；對呂叔湘先生說的“詩體翻譯，即令達意，風格已殊”，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詩體翻譯，如能達意，一定比散體翻譯更能保存原詩風格。
1986年，我又翻一番，出版了四本書，其中有兩本是從前翻譯的：《入世之初》就是《人生的開始》，《水上》則是60年代的舊譯。新譯有《雨果戲劇集》，包括《瑪麗蓉·黛羅美》《艾那尼》《國王尋歡作樂》《呂克萊絲·波基亞》《瑪麗·都鐸》《呂伊·布拉斯》六個劇本。最著名的是《艾那尼》，女主角死前說：“讓我們比翼雙飛，飛向一個更好的世界去。讓我吻你一次，隻吻一次！”這和安東尼死前說的“這一吻比我留給愷撒的一切都更寶貴”（見德萊頓《一切為了愛情》第五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以和白居易《長恨歌》中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對比，由此看出中西文化的異同。
這一年，我最重要的英文譯著是香港商務出版的《唐宋詞一百首》，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李煜詞，因為30年代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中國的大好河山，國仇家恨，使我覺得後主詞傾吐了中國人的心聲。如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To bid farewell is easier than to meet again.
With flowers fallen on the waves spring’s gone away，
So has the paradise of yesterday.
1987年，我還出版了四本書；一本是和嚴維明合譯的《昆廷·杜沃德》，前麵已經談到。一本是四川出版的《李白詩選》英譯本，選譯了一百首，如“峨眉山月半輪秋”，我譯成：
The crest moon looks like old Autumn’s golden brow.
又如千古麗句“煙花三月下揚州”，我譯為：
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e towers.
For River Town green with willows and red with flowers.
錢鍾書先生讀後來信開玩笑說：“太白能通夷語，明人小說中敷陳‘草寫嚇蠻書’，惜其尚未及解紅毛鬼子語文，不然，與君苟並世，必莫逆於心耳。”
這
一年，我重要的譯著有兩本：一本是香港商務出版的《唐詩三百首新譯》。由我和陸佩弦、吳鈞陶合編，有北京大學教授張穀若、楊周翰、李賦寧等參加英譯。如王勃的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譯成：
If you’ve a friend who knows your heart，
Distance ’t keep you tart.
美國詩人弗洛斯特（Frost）曾經說過：詩是在翻譯中失掉的東西。但美國依生博士（Dr.Ethan B.Gallog]y）來信卻說：讀上述譯詩並不覺得失掉了詩意，因為譯者不僅在翻譯，而是在再創造。又如王之渙的名句“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
You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主張“形似而後神似”的江楓卻因為譯文不夠形似而提出批評。關於江楓，我在《談比較翻譯學》中已有評論。另一本重要的譯著是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的《唐宋詞選一百首》法譯本，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把唐宋詞譯成英、法韻文。如秦觀《鵲橋仙》中的名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我的英、法譯文是：
（Eng.）If
love between both sides last for aye，
Why hey stay together night and day?
（Fr.）Si leur amour existe pour toujours，
Doivent-ils vivre ensemble nuit et jour?
錢鍾書先生得到譯本後，又來信戲稱我為“譯才”，並且說：“足下譯著兼詩詞兩體製，英法兩語種，如十八般武藝之有雙槍將、左右開弓手矣！”
1988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呂叔湘和我合編的《中詩英譯比錄》增訂本。早在40年代，呂先生就出版了一本《中詩英譯比錄》，選了唐以前的詩五十餘首，譯文約二百篇，既有詩體，也有散體。我對呂先生的散體譯詩論提出意見後，呂先生不但不見怪，反而約我增訂，真是學者風度。於是我就增選古詩宋詞共一百首，譯文約四百篇，交香港三聯出版。
總而言之，80年代我出書十四本，連前四本，共十八本，超額完成了十六本的計劃。至於文章，那就更多，現在按年代簡單敘述如下：
1980年，我在《編譯參考》上發表了《譯詩記趣》，這等於是《動地詩》的序言，文中介紹了我把革命詩詞譯成韻體
，如何自得其樂。又在《外國語》上發表了三篇《直譯與意譯》，提出了直譯和意譯都要求忠實於原文的內容，直譯還要求忠實於原文的形式，意譯卻要求通順的譯文形式。文中批評了許崇信反對意譯的觀點，並舉傅雷、魯迅、曹禺、方重、聶華苓等的譯文為例，說明意譯勝過直譯。
1981年，我在《翻譯通訊》（後改《中國翻譯》）上發表了《翻譯的標準》，文中提出了翻譯的標準除了忠實、通順之外，還要發揮譯語優勢（用譯語最好的表達方式），這是我對文學翻譯提出的新原則，並認為忠實和通順是翻譯的必要條件，是個對錯問題；發揮優勢卻是充分條件，是個好壞問題。我舉了李清照《聲聲慢》為例：“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Could I but qui
The pace of darkness which won’t thi.
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s twilight grizzles.
O what I do with a grief
Beyond belief!
1982年，我在洛陽外國語學院學報上發
表了一篇《忠實與通順》，說“忠實”的低標準是意似，用的方法是“淺化”；中標準是形意兼似，用的方法是“等化”；高標準是神似，用的方法是“深化”。這是我第一次提出“三似新論”和“三化論”。
1982年在洛陽發表的第二篇文章是《譯文能否勝過原文》，文章在結論中第一次提出了兩個新觀點：一個是翻譯可以說是兩種文化的競賽；有人說翻譯是兩種文化的統一，而我認為統一就是提高，這是我的第二個新論點。這兩個論點使我的譯本能在國際大出版社企鵝圖書公司出版，並且得到“絕妙好譯”的評價，但在國內反而受到批評。
1982年的第三篇文章是《談中詩英譯的變通問題》，結論中說：譯文和“原詩的意義如有出入，那就一定要譯文更富有意美、音美、形美，才可以變通”。“如果變通得好，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使中國詩給外國文化增添異彩”。這篇文章進一步說明了“譯文勝過原文”的觀點。後來，墨爾本大學美國教師Jon Kowallis來信說：“讀了您的《楚辭》英譯，覺得非常了不起，當算英美文學裏的一座高峰。”這就是為世界文化增光了。
1982年的第四篇文章是《如何翻譯詩詞》，這是《唐宋詞選》英法譯本的代序，曾在南京大學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法語教學研究
會上作為論文宣讀，後來在上海《外國語》上發表，內容主要是說：為了傳達詩詞的“意美、音美、形美”，譯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變更的。文章並對不押韻的自由詩體譯者提出了批評。譯本原定在上海出版，但因征訂數量不夠，英譯本改由香港商務、法譯本改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這一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在上海複旦大學《現代英語研究》上發表的《李清照詞譯話》，就是用李詞英譯來說明如何為了“三美”而改變“三似”。如上麵提到的“獨自怎生得黑”，英文幾乎沒有一個和“黑”意似的詞，隻好用“qui”（加快黑暗的步子）來傳達“黑”的意美，又用“thi”（黑暗不肯變濃）押韻來傳達原文的音美。再如“到黃昏點點滴滴”不容易譯出形似的重複，隻好用“drizzles”和“grizzles”的形美來傳達形似。這就是用“三美”代“三似”了。
1983年，我發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談唐詩的英譯》，就是《唐詩一百五十首》的序言，前麵已經說過。一篇是《文學翻譯等於創作》，這是收入《翻譯的藝術》中的最後一篇文章。文章發揮了郭沫若“好的翻譯等於創作”的觀點，還有茅盾“必須把文學翻譯工作提高到藝術創造的水平”這個論點。文章分
四部分：1.談英譯漢：說創造性的翻譯要發揮譯語優勢，並對董秋斯譯的狄更斯提出了批評。2.談法譯漢：說文學翻譯要“忠實於原作的意圖”，並對羅大岡譯的《母與子》提出了批評。3.談漢譯英：對美國R.Frost說的“詩是在翻譯中失掉的東西”提出了批評，並用圖解和譯例說明了“以創補失論”。4.談漢譯法：對法國譯者Susanne用散體譯詩詞提出了批評，並根據法國詩人瓦萊裏和我國《詩論》作者朱光潛的理論，說明創造性的翻譯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以上談的都是收入《翻譯的藝術》論文集中的文章。
哈爾濱《外語學刊》1982年第3期發表了和我商榷的《“形美”“音美”雜議》；我寫了篇答辯，題目是《再談“意美、音美、形美”》，在該刊1983年4期發表。結論中說：“‘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和‘神似’統一的‘意似、音似、形似’，就是譯詩時不可忘的‘精’；而可忘的‘粗’是和‘神似’矛盾的‘意似、音似、形似’。”
1984年，我又發表了兩篇文章：主要是在《中國翻譯》上刊登的《翻譯的理論與實踐》。通過翻譯林肯演說詞的實踐，得到的結論是：“翻譯要求‘意似，不求形似’，最妙的是‘神似’。”第二篇文章是在《外語學刊》上發表的《白居
易〈長恨歌〉及其英譯》，文中比較了中、英、美譯者的五種譯文，結論是富有“三美”的譯文最好，如“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The moon viewed from his tent shed a soul-searing light;
The bells heard in night rain made a heart-rending sound.
1986年，我隻發表了一篇《自學與研究》，文中指出：“如能研究前人的成果，針對他們的弱點，做出突破，就能前進一步。”並舉王維的《鳥鳴澗》為例，說“人閑桂花落”應該是秋天，怎麼說“時鳴春澗中”呢？這個矛盾在譯文中解決了：
Their fitful twitters fill the dale with spring.
1986年《深圳大學學報》發表了《許淵衝教授“音美”理論與實踐質疑》，還是“意似”和“意美”之爭。我又寫了一篇答辯，題目是《三談“意美、音美、形美”》在該刊1987年2期發表，結論中說：“‘意似’是譯詩的低標準，‘意美’是高標準，‘三美’是最高標準。‘意似’隻能使讀者‘知之’，‘意美’卻能使讀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讀者‘樂之’
。這是我譯詩的‘三美’理論。”
1987年，我發表的第二篇文章是《談英語和漢語》。文中說道：“漢語的優點是精練，英語的優點是精確。漢語精練，言簡意賅，有時意在言外，是一種文學的語言；英語精確，內容與形式基本統一，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矛盾較少，是一種科學的語言。”
1987年發表的第三篇文章是《談李商隱詩的英譯》。文中說道：“科學要求精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盡意窮；文學卻要豐富，要能說一指二，一中見多，意在言外。”如李商隱的名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說的是“絲”，指的卻又是相思的“思”。譯成英文，隻好“絲”“思”入扣了：
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原文“絲”和“思”同音，譯文silk和sick音近形似；原文輸入的是一個字，譯文輸出的卻是兩個，有點像是超導作用。這是我第一次提出這個比喻。
1987年的第四篇文章是用英文寫的一篇中、英詩比較，文中比較了拜倫的《獻給波河》和唐宋詩詞來說明朱光潛教授的比較詩論：“西詩以直率勝，中詩以委婉勝；西詩以深刻勝，中詩以微妙勝；西詩以鋪陳勝，中詩以簡雋勝。”朱先生的《談
美》和《詩論》哺育了我們這一代人；吳冠中說得好：“我們是朱先生的奶喂大的。”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紀念1986年去世的朱先生。
1988年，我又用英文寫了一篇《中國，詩的搖籃》。文中將中國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西方的荷馬、莎士比亞、拜倫、雪萊詩人的作品進行比較，得出了“詩人所見略同”的結論。前言中還說道：文學翻譯的最低標準是“真”，最高標準是“美”。翻譯要像“超導”一樣不能“失真”，創造性翻譯還要超越“超導”，能和原作“媲美”。
1988年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是《翻譯的哲學》，這是我1987年在河南大學《文學翻譯原理》討論會上宣讀的論文。論文分三部分：1.認識論：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的競賽，競賽中要發揮譯語的優勢，改變劣勢，爭取均勢。2.目的論：“知之、好之、樂之。”使譯著讀起來像原著，這應該是文學翻譯的目的。3.方法論：“深化、等化、淺化。”爭取“均勢”，基本上是“等化”，一般能使讀者“知之”；改變“劣勢”，基本上是“淺化”，一般能使讀者“好之”；發揮“優勢”，基本上是“深化”，一般能使讀者“樂之”。總而言之，“三美”“三化”“三之”“三勢”，就是“美化之勢”。
《中國翻譯》1987年第
6期發表了一篇《唐詩英譯的“三美”標準》，說我“忽視翔實”，例如張祜的“一聲《何滿子》”，我譯成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評者說要改成sad lay，才算“翔實”。我在1988年該刊發表了答辯，說用sweet是“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文中還談到“翻譯度”（譯者主觀能力能達到的高度）和“可譯度”（原作客觀上可以翻譯的程度）。
總而言之，80年代我出版了十四本書，主要是唐宋詩詞的譯本。我又大約發表了三十篇文章，主要是對譯家或譯著的評論或答辯。我提出來的新觀點，在70年代的“三美論”之後，第一是發揮譯語優勢論，後來發展為優勢、均勢、劣勢“三勢論”；第二是形似、意似、神似“三似新論”；第三是淺化、等化、深化“三化論”；第四是文學翻譯是文化競賽的認識論；第五是統一提高論；第六是以創補失論；第七是得精忘粗論；第八是知之、好之、樂之“三之論”；第九是“超導”論。
90年代
到了90年代，我又出版了二十本書。在中譯外方麵，以唐宋詩詞為基礎，向上擴大到了《詩經》《楚辭》、漢魏六朝，向下延伸到了元明清詩。在外譯中方麵，主要是重譯、校譯。
199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唐宋詞
一百五十首》英譯本。香港本《唐宋詞一百首》更重豪放派；讀了葉嘉瑩的《唐宋詞十七講》後，我覺得婉約派和豪放派應該並重，所以又加譯了五十首。
1990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出版了法國普魯斯特的名著《追憶似水年華》，其中第三本名義上是潘麗珍和我合譯，其實是她譯我校的，而且隻校了一半，我因為眼底出血，就由她獨立譯完了。她和我的翻譯思想也不盡同；書名她讚成譯為《尋找失去的時間》，我認為那隻能使人“知之”，現譯名卻能使人“好之”；但《似水年華》會使人聯想起“柔情似水”，產生誤解，不如《追憶似水年華》，更能使人“樂之”。
1991年，中國翻譯公司約我譯美國亨利·泰勒的詩選《飛馬騰空》，這本詩集在1986年得了普利策獎，是我翻譯的唯一的一本現代詩集。詩人善於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來表達瞬間的感受和感情迸發，如主題詩中說：
有時我用手掬起水來，
看著水從手指間漏掉，
歲月使我的手成了篩子。
現代詩基本可以直譯，但書名Flying ge直譯不容易理解，還是意譯為《飛馬騰空》。
1990、1991兩年，各出了一本書；1992年卻出了五本。最重要的一本是《中詩英韻探勝——從〈詩經〉到〈西廂記〉》，這是我在北京大學開中英詩比較課的
英文講義，後來收入《北京大學名家名著文叢》中。其中選了一百首詩，每首配了兩種以上的英譯，並和英詩進行比較；序言中還用英文舉例說明了文學翻譯的“三美論”。美國依生博士（見前）認為序言是他所見過的最好的譯論，並選作中國大學英語教師進修班的教材。
1992年第二本重要的書是《詩經》英譯本，原來是外文出版社約的稿，但外文社因為分工問題，還沒定出不出。於是我就交河南人民出版社，他們出了漢語拚音本，書名改為《人間春色第一枝》，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國風》，下卷《雅頌》。如《小雅·采薇》中的名段：“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文見《聞一多和陳夢家》）美國加州大學韋斯特教授說：“譯文讀來是一種樂趣。”這是對“三美”譯文的高度評價。
如果《國風》和《雅頌》算兩本的話，那第四本重要的書是外文出版社的《西廂記》英譯本。如“露滴牡丹開”這一名句，我的英譯文是：
My dewdrop drips
And her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
林語堂曾批評《西廂記》的散體譯本缺少詩意，韻體譯本彌補了這一缺陷。湖南師範大學張經浩教授說：“《西廂記》英
譯讀起來如吃冰淇淋一樣暢快。”英國智慧女神出版社說：“可和莎士比亞媲美。”
1992年的第五本書是南京譯林出版社的《包法利夫人》，前麵已經提到，這裏就不多說。
1993年又出了三本書：第一本是湖南出版社文白對照的《詩經》漢英對照本，第二本是中國翻譯公司的《毛澤東詩詞集》，和以前的英譯本都不相同，因為書中選的詩詞比以前多，共五十首；書前還有毛岸青和邵華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而寫的中文序言。第三本是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紅與黑》新譯，前麵也談到了。
1994年，我又出版了五本書，最重要的兩本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詩詞六百首》和英國企鵝出版公司選編自《中國古詩詞六百首》的《中國不朽詩三百首》。新世界出版社原副總編張曉江和我說好：企鵝出書所得英鎊由新世界和我平分；不料張曉江調去美國，新任副總編說沒簽合同，隻給我十分之一，並不執行國家版權政策，奈何！奈何！《中國古詩詞六百首》和《中國不朽詩三百首》是《唐詩三百首》的發展，而《唐詩三百首》又是《唐詩一百五十首》的發展。例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名句“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一百五十首》中主語都是女方；《唐詩三百首》中“夜吟”主語改為男方；《
中國古詩詞六百首》中攬鏡和夜吟的主語都改為男方，更能說明“心有靈犀一點通”了。企鵝是國際大出版公司，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等世界文學名著都是企鵝出版的。《讀書》總201期105頁上說：“能否進入企鵝叢書也成為一種榮譽及被認可的象征。”《中國不朽詩三百首》是企鵝出版的第一本中國人譯的中國古詩詞，因此，我也把這當成一種榮譽，當作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開路先鋒。
1994年出版的第三本書是中國文學出版社的《詩經》英譯本。這個譯本和河南注音本、湖南文白對照本都有所不同。河南本用的是餘冠英的序言，湖南本的中、英文序都是我寫的，序中概述了《詩經》對曆代詩人的影響；北京譯本卻比較了《詩經》和西方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指出中國史詩注重真和善，西方史詩注重美和力；前者描寫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歌頌農民和獵人的勤勞，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後者描寫非凡人物的強烈感情，歌頌戰士的英雄主義，強調了人與自然的矛盾衝突，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中國史詩顯示了熱愛和平的保守精神；西方史詩突出了個人奮鬥的英雄主義。
1994年的第四本書是湖南出版的《楚辭》漢英對照本。如《湘夫人》中的名句：“嫋
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我譯成：
The autumn breeze, oh! ripples and grieves
The Dongting Lake, oh! with fallen leaves.
香港《大公報》評論說：騷體的特點是用“兮”字，隻有這個譯本譯出來了。譯本前言比較了《離騷》和荷馬的史詩《奧德賽》：荷馬寫的是英雄人物經曆的海上風險，他過人的智力和身受的痛苦；屈原寫的卻是詩人追求理想的天路曆程，他高尚的品德和內心的悲哀。所以前麵提到的美國學者認為《楚辭》英譯“當算英美文學裏的一座高峰”。我看這是對譯本的最高評價。
1994年的最後一本書是桂林漓江出版社的《埃及豔後》，就是前麵提到的《一切為了愛情》的插圖本。新本的代後記中比較了這部詩劇和莎士比亞的《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說莎劇像名山大川，新本像小園流水；莎劇利用情節來展示人物的性格，新本卻改造人物的性格來發展劇情。總之，莎劇宏偉，新本精練。
1995、1996兩年，我又出版了五本書。一本是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漢魏六朝詩一百五十首》，書中最重要的詩人是陶潛，陶潛的名句有“心遠地自偏”：
Secluded heart create
s seculded place.
王安石認為這句陶詩是“奇絕不可及之語”，譯文用了異詞同譯法，把“遠”和“偏”都譯成secluded，其實“偏遠”是一回事，重複就有點“奇絕”了。
第二本是北大出版的《唐宋詩一百五十首》，序言是Rite and Music（禮與樂）。當唐玄宗以“禮樂”治國時，才有開元之治，這可以從他祭孔子的詩中看得出來：“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
How much have you done, O my sage!
Alone for the good of the age!
當他寵信楊貴妃時，就有安史之亂，這可以從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看出。此外，唐詩重情，宋詩重理。法譯本序言中比較了王維和黃庭堅的《陽關曲》：王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有惜別之意，黃庭堅卻說：“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