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健忠筆下，土家族是一個倔強堅韌、忍辱負重、具有抗爭精神的民族。《猖鬼》裏甜兒一旦認準了自己的目標，便執著堅韌，哪怕經受各種磨難也不改變自己的追求。《甜甜的刺莓》裏三牛默默地承受著“命運”給予他的一切不公平，忍辱負重，默默無聲地與惡勢力抗爭。畢蘭大嬸在極“左”思想嚴重的袁書記麵前，忍辱負重，寧折不彎，堅決維護和捍衛社員們利益，她不畏權勢，據理力爭，同情和庇護遭受不幸命運的三牛。《鄉愁》中鄉下婦人坦然地承受別人的非議，將一個快要天亡的男青年收留在屋中，當一群惡者企圖加害這個受傷男子時，她舉鋤相迎，厲聲斥退了這夥盲動的惡人，這是土家人敢於與惡勢力鬥爭的武勇精神的表現。
孫健忠也批評了湘西土家族狹隘、保守、愚昧、麻木等民族弱點。在孫健忠筆下出現了一批老湘西兒子的形象，他們固然淳樸、善良、熱情，但也戀舊守常，狹隘落後，在曆史發展進程中，他們困守湘西那片熱土，是一種率性真情的生命形態，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湘西山民的固執、可笑與荒謬。《水碾》裏向巴五把自己的碾子屋看作自己的命，堅信人老了會死，“可是水碾子老了卻不會死”，就因為支書蕎子哥拆了碾子的壩，他就強行拆散山泉與田景的戀愛關係，斬斷與蕎子哥結下的勝過親生兄弟的情誼，顯出保守狹隘的民族性格弱點。《醉鄉》裏老喬保善良、正義、熱情，但也迷信、保守、小富即安，他阻止矮子貴二開油坊，認為有碗飽飯吃就行了，貪心不能大，甚至固執地認定：水被裝進熱水瓶裏就變了味，不如原來的水好吃。《雲裏，霧裏》裏的阿爸老晃，《舍巴日》裏的獨眼老惹，都堅守傳統農耕生活方式，極力阻止年輕一代山民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顯示出曆史喜劇所特有的可笑與荒謬。當曆史的發展已經提出革新要求，而一門心思守常戀舊，他們不能不品嚐到精神痛苦。孫健忠更是在《死街》裏對湘西民族的劣根性進行了嚴肅的反思和深刻的批判。窩坨街的生活猶如一潭死水，這裏封閉、貧困、落後，街民一個個精神麻木得癡望天空，沒有絲毫的生命意識，他們對社會曆史巨變十分隔膜與冷漠。孫健忠深入骨髓地批判這個民族的劣根性，愛得越深，恨之越切，體現了他強烈的民族責任感與焦灼的憂患意識。
孫健忠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比較集中地展示了土家族遠古的神話、傳說、寓言、原始文化遺跡。孫健忠描寫土家族的舍巴日（又稱擺手舞），土家族的祖先為巴民族，最老的老家在武落鍾離山，土家人最老的祖宗為巴務相，廩君白虎神，巴民族以“比投劍”，“比劃土船”，“比打野豬采野果子”等“神判”類巫術文化解決矛盾糾紛。畢茲卡人（土家人）不吃狗肉的傳說，阿鄉的誕生，捉雷公，金鴨傳說，人妖交歡，三腳雞，憑空長牆基，深夜“嗡嗡”叫的房子，女書，返老還童，死後複活等具有湘西特色的神話傳說，都在孫健忠的小說中得到了大量表現，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神話類神話的內容。
孫健忠作品的語言具有濃鬱的民族特色和鄉土氣息。它以湘西土家族口語為基礎，形成一種樸素而清新、簡約而生動、明快而自然的語言風格。造句方式，也符合土家族口語習慣。比如，《醉鄉》對矮子貴二的描寫：
渡船離岸漸近，月光下的矮子貴二越來越清晰。還是那麼矮、那麼小、那麼瘦，三十來歲人，像個小娃兒。再看衣著，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還是破對襟衣、舊籠頭褲，同出門時一模一樣。不過，他的頭上和腳上卻有大變化，老喬保吃驚地發現，布首帕變成一頂皺巴巴的遮簷帽，水草鞋變成一雙半新的解放鞋。手上提一個拉鏈塑料袋，肩上扛一卷爛棉絮。
口語方式，簡練，樸實，明快，用來描寫流浪歸來的矮子貴二，是很相宜的。
孫健忠在湘西土家族口語的基礎上，也注重適當地加以篩選和提煉文學語言，加強了文采。如：
畢蘭大嬸坐在屋裏等，左等右等不見回來，心裏有點兒起疑。架子豬在隔壁打欄，餓得嗷嗷叫。雞進了籠，時而拍幾下翅膀，時而低聲絮語。“唉，這背時的女兒……”畢蘭大嬸埋怨著，起了身，想去後園看看。茅草發得好快啊，才幾天沒薅，就差點把這條通往後園的小路封滿了。正是瓜熟時節，土洞裏的老蛇耐不住熱，常在這時候溜出來歇涼的。畢蘭大嬸走得很小心，生怕踩了蛇尾巴。晚風起了，落下來幾片椿木葉，紡織娘和蛐蛐兒躲在什麼地方叫。這後園小小的，隻有幾床曬簟那樣寬，四圍栽滿了叫做“鳥不歇”的刺，當中留了一扇窄窄的園門。這是畢蘭大嬸和竹妹常常來的地方。每天早晚，她們來這裏挖地，整土，打菜秧，澆水，潑糞尿，薅草和捉蟲；快到吃飯時候，她們先把炒菜的鍋子燒紅，然後來這裏扯大蒜和胡蘿卜，摘四季豆和苦瓜……（《甜甜的刺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