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92年上證指數在上升至1
429點後出現第一次大幅回落時,當時上海證交所總經理兼《上海證券報》主編尉文淵建議在《上海證券報》版首印上一行“股市有風險,入市需謹慎”的字句。當時上證指數從100點持續上升至1
429點,屬於股市初創期的暴利時期。在這種背景下,風險提示確實起到了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作用,讓被暴利衝昏頭腦的人清醒地認識到股市並不是隻有機遇沒有風險。此後幾年,股市進入盈、虧相對均衡的時代,此時的風險提示不僅讓投資者認識到大盤走勢有漲有跌,而且個股風險層出不窮。弄虛作假、惡意圈錢、大股東占款、隨意擔保、莊股跳水等,都表明股市在鮮花的背後存在種種陷阱。到了2001年6月之後,投資者忽然感到風險提示成了風險承擔的托詞,似乎風險提示隻是對投資者的主要教育內容,而對管理層格格不入,以致市場圈錢之風越演越烈。上市公司做假之風日甚一日,莊家資金鏈斷裂醜聞接二連三,結果市場的風險幾乎吞沒了機遇。新的現實使投資者認識到中國股市已滑至反常階段,風險提示的含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歪曲和褻瀆。
眾所周知,風險提示是一種愛護,是一種善意,是一種人性化的舉措。駕車、行路有小心路滑的提示;節、假日餐飲有注意飲食衛生的提示;出門旅遊有謹防偷盜的提示;買菜、購物有提防受騙上當的提示;臨海觀潮有當心潮漲浪湧的提示等。股市也不例外。風險提示是對投資者利益的一種保護,是市場公正、公平、公開的一種體現。然而,我們卻發現這樣一種令人不解的現象:投資者在風險提示中失去機遇,在機遇提示中飽嚐風險。
風險提示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中國股市風風雨雨,真正能在高位提醒投資者回避風險的事極為少見。1993年1
558點,
1994年1
052點,
1997年1
510點,1999年1
756點,尤其是2001年2
245點,幾乎沒有官方傳媒的風險提示。當然1996年10月上證指數上升至1
000點時管理層確實接二連三地進行風險提示,結果,指數依然一路上升,直指1
510點,使風險提示成了反向指標,1999年6月上證指數勁升至1
600點時管理層以恢複性行情向市場發出機遇提示,結果又成了反向指標。最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國股市持續三年半的下跌之後,2004年11月上證指數跌破1
300點的關鍵時刻,管理層發出了中國股市正在進入難得的曆史發展機遇的信息,在這一重大的機遇提示下,不少遍體鱗傷的投資者重新殺進股市,結果市場以殘酷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是一個最具殺傷力的風險提示。資料顯示,至2005年3月23日已有457隻個股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低,也就是說,占總數33%的個股,已經跌至5年多來的新低。顯然,從2
245點跌至1
300點並不能說明風險已經釋放。相反,舊的風險並未全部釋放,而新的風險又開始凝聚,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黑暗最濃之時。
無可否認,為了建立一個公正、公開、公平的證券市場,管理層在風險提示方麵確實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業績預告、上市公司的風險提示及重大信息披露等,然而,這種風險防範機製與客觀上不斷產生的風險可謂微乎其微。例如,業績預告無論大幅上升,還是大幅下降,都無幅度限定,信息披露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機製和懲罰機製。對一些弄虛作假的行為往往隻是事後譴責,對一些股價異常波動的公司,又缺乏信息的透明度。尤其是對一些重大政策缺乏風險分析,如新股二級市場配售製,從現象看是照顧了中小散戶利益,是鼓勵做多,然而,當大勢向弱時,從新股配售中所得到的微薄利潤遠遠抵不上被套股票的損失。從深層次而言,有風險提示的風險往往不是風險或是可以預防的風險,而真正的風險往往是沒有提示的,也是難以預防的。管理層如果不能科學地把握市場的承受力,而是忽左忽右地推進改革的力度和發展的速度,那麼這種風險將是任何投資者都難以承受的風險。
中國股市正麵臨危局,證券界的虧損累累,投資者的信心低迷,投資理念的迷亂茫然,利好政策的滯後效應,整個市場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持續低迷的大盤走勢,這一係列現象是中國資本市場給予所有參與者的風險提示。這一客觀現象不僅提示投資者,目前階段是風險最具變幻性、最具複雜性的階段,同時也嚴肅地提示管理層,中國股市正處於風險的關鍵時刻,任何參與者都必須正視現實,冷靜思考,謹慎抉擇,因為這種風險是事關中國股市何去何從的風險,是事關中國股市生死存亡的風險。
風險提示,對於當今中國股市而言,與其說是市場對投資者的再次提醒,不如說是對管理層發出的重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