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窮男人的富有(代後記)
一
相傳,有個窮男人這天一大早就站在橋頭,盼望著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活路。他在橋畔守候著,不知不覺到了黃昏。這時,一木匠做完活回家,跟在他後麵的學徒們背上都扛著許多木片,每走一步就有些木片掉下來,但沒有人把它撿起來。這位窮男人便跟在其後,一下子就撿了三擔。他把這些木片拿去賣,竟然賣了二百五十文錢。“原來在腳底下就有這麼好的賺錢法,為什麼以前就沒有發覺呢?真可惜!”從此,這個窮男人天天撿別人掉下來的木片,他再也沒有簡單地賣掉木片,而是將這些木片削成筷子或做成工藝品。
最後,這位窮男人成為了一名富翁。
我幻想自己是那位窮男人。長年老老實實地拾撿別人掉下的木片什麼的,並精心地對這些木片進行選擇和取舍,各盡其用,設計和搭建能供世人享受或逗人喜愛的物品。
其實,生活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和取舍。在這過程中有悲有喜,有痛苦也有幸福。我的這部小說的素材都是從各處撿來的“木片”,是經過一番選擇和取舍的產物。這種選擇和取舍,即苦苦思索有關曆史資料和傳說的真實性,細心地梳理其內在的邏輯性,然後編織我需要表現的故事。在這其中,我親切地與小說中的親人們進行交談,盡管他們時常無影無蹤,且默默無語,但我仍然用心地記下了他們的每一聲歎息和每一個微笑。
不少朋友看過我的這部小說草稿後,都少不了要驚訝一番:“原來你們家是錢王世家啊。”我說:“這是小說呀。”朋友說:“創作來源於生活嘛。”我說:“這是另一種生活。”可朋友仍然是一個勁地搖頭。朋友們寧可相信小說,也不相信我的表白。
我的家族祖祖輩輩都是土裏刨食的農民,省吃儉用,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貧苦生活。到了祖父這一輩,才算有了幾畝土地,農忙時,也請幾個短工。土改時,祖父理所當然地被戴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父親走出學校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與黨同心同德。我與祖父隻見過一麵,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那年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齡。我對祖父特別陌生,無話可說。祖父知道我愛寫點東西,對我嘿嘿一笑:“我們家有故事呢!”至於說我們家有什麼故事,祖父沒說。不久,他就病故了。
小說裏的故事與我們家族無關,僅僅是我的一種幻想,一種虛構,或是某種寄托而已。我想,我們的家族應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應該是其他什麼樣子。盡管都是悲歌,但悲歌與悲歌不同。於是,我就這樣寫了。
在這部作品中,我有意識地將“我”活躍起來,使“我”與小說中的人物和讀者緊緊地聯係到一起。這樣就很容易超越時空的局限,使小說變得平和與交融。小說表麵上看帶有極強的主觀色彩,但我力求通過較強的故事性和可以追尋的外在情節,使之在讀者眼裏變得客觀和真實起來。這種真實不再是對所謂“客觀現實”的機械反映,而是用靈性激活曆史,讓曆史變得鮮活起來。讀者就會自然融入小說人物的情感世界,與之一同感覺、思考、渴求和痛苦。這樣,小說的故事就從過去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我相信讀者在讀完這部小說後,不僅僅將其看作是我的一次家族追憶和察訪。
二
中華民族是一個活在懷舊情緒裏的民族,是一個愛背沉重包袱的民族。
大約在四百萬年前,不知是哪一支爬蟲家族的後裔在非洲變成了大猩猩那樣四條腿著地的古猿。過了二百五十萬年,古猿學會了站立;又過了一百多萬年,古猿開始有了語言和思想。即人類的智人階段。從此,人類有了文化活動。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小說的文化性與曆史性,對人類的曆史文化活動有著濃厚的興趣。我沿著時空隧道,在探求人類文化起源時發現:人類早期的文化活動就是人類自身的困惑和追求的反映,盡管其內容基本上是生存、生殖等直接的行為,但也有著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譬如,歌舞、岩畫等,以及一些巫術儀式。
精神文化生活是貫穿於人類生存發展的一條主線,呈現出時明時暗的特征。精神文化盡管它不能填飽人的肚子,它卻能讓你變得富有和充實。精神是無形的,也是有形的。我喜愛古玩,特別是對中國古錢幣情有獨鍾。其奧妙無窮,竟然令我神魂顛倒,樂此不彼。在這部小說中,我刻意借用了中國古錢幣作為展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載體,其用意在於物化精神,讓其有形有神起來。中國古玩家趙汝珍曾在《古玩指南》一書自序中寫道:“中華民族之在今日尚能誇耀於世,尚能為世人所稱道者,惟此而已。”趙先生認為,惟有古玩是中華民族在今天尚能誇耀和稱道於世界的。這話難免失之偏頗,但趙先生“亦可證知吾中華之祖先聰明睿智高於同時之任何民族”的認知,無疑是十分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