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您現在生活在中國，如果拉長曆史鏡頭，從一百年的曆史來看，您覺得中國社會有哪些進步最值得關注?
劉香成:《華盛頓郵報》前駐京記者潘公凱離任後寫了一本書，他說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是五千年來最幸福的生活，但隻是從物質生活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物質生活是一個指標，但不是唯一的指標。
曆史可以往後看，不能夠往前看。以韋伯的理論來說，現在中國執政黨是有合法性的，因為業績在那裏。這是一種“績效合法性”。但是，恐怕沒有人敢否認，現在中國的製度是不完善的。權力仍然占據社會的最高位置。一個很優秀的人才能去文化部當一個處長就覺得無比榮幸。可是，美國人最好的人才不會去文化部當一個處長，美國也根本不存在文化部。
中國按照現在的路走下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改革。中國人最怕的就是亂，為什麼中國人自己相信會亂?如果不怕亂的話，就會讓人家改革，至少改革阻力會少一些，改革速度會快一點。
馬國川:那麼在您看來，中國最重要的改革應該是什麼?
劉香成:是媒體的改革。中國沒有一個很成熟的平台，可以理性地把話說透，能夠做到信息多元化也不容易。中國需要越來越多的成熟媒體。在媒體平台上，大家可以理性平和地討論事情，而不是通過這個平台再去教育別人。如果以教育群眾的姿態麵對讀者，讀者也不會買你的賬。
馬國川:“作之君，作之師”這似乎也是中國的傳統呢。毛澤東最大的願望是當老師，當然，他不是當一個學校的老師，而是要做全國人民的教師。
劉香成:隨著公民社會的發育成熟，政府要慢慢從這裏退出，或者在這個基礎上進步，進步其實就是要退出。
《紐約時報》是不完美的，《華盛頓郵報》也不完美。但是在美國社會裏麵有無數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能夠容納無數的不同聲音，因此美國的軟實力就上來了。
馬國川:就是當所有的聲音都能夠有機會呈現的時候，一個國家才是成熟的國家。
劉香成:一個現代國家，一定要有多種聲音。當然，在美國政治上不準確的想法和輿論很難進入很主流的媒體，但是你不去看《紐約時報》，你在別的地方可以看到這些輿論，是不是?區別就是這麼一點點。
所以，我一直說，最後的改革，其實是媒體改革。但，媒體的改革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