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怎麼去改革呢?
劉香成:道路肯定要中國人自己去選擇。所以有時候我特別矛盾,因為知道現實非常複雜。如果一定要找共識的話,至少一個共識是沒問題的。不管現實有多大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絕對不是集中權力的理由。不能說現實太複雜了,要把權力更集中在我手裏,才能幹好。
馬國川:其實普世價值爭論到最後,“獨特論”變成“中國模式”,聲稱中國這一套好,好像在世界上都有普遍意義。
劉香成:這又走偏了。你現在還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那中級、長期的目標肯定要民主。有些中國人特別喜歡這個,要過癮就過癮,不要讓這種東西絕對化。
馬國川:當年你到中國來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三十多年過去,中國現在基本已經是一個工商社會,這種社會形態的變化可能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體製變革可能出現新的形態,可能從以暴製暴的權力更替,轉變成為和平的社會轉型。可是另一方麵,悲觀情緒似乎在中國社會蔓延。
劉香成: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有機會去觀察世界,觀察而不要下結論。在觀察過程肯定會有一些結論,但這些結論也是暫時性的。
最近一個人寫文章說我既是中國人,又是美國人,寫得比較深刻。我在一個很痛苦的位置上。這樣看也不行,那樣看也不行,跟我所認識的客觀現實都有差距。
1981年我去台灣,官方安排我去金門采訪,金門軍區司令請客吃飯,我說我感到很親切,因為人們的肢體語言、氣氛讓我感覺像在人民大會堂。一模一樣的沙發,大陸喝茅台,你們喝“高粱”。整整三十年後,今天的台灣不是也實行了平穩的民主轉型嗎?
總起來說,對於中國的未來,我願意把自己放在樂觀的一邊。
采訪時間:2011年6月25日、30日
采訪地點:北京景山西街大石作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