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公元1793年，乾隆接見英國使團時驕傲地說，大清國萬物皆備，不需要跟你們通商。二百零八年後，中國也加入了WTO，承認了西方國家製定的商業遊戲規則，當時也是舉國狂歡。
劉香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加入WTO的重要意義會越來越凸顯。WTO的遊戲規則是全世界性的。中國加入WTO，就意味著認同這種世界性的規則，認同一種普世價值。北京舉辦奧運會，提出“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夢想”，不也是承認普世價值嗎?
我不否認，中國的文化有獨特性。中國人的務實精神是在日常生活裏長時間鍛煉出來的。但是我經常說，中國和西方的共同之處，遠遠超過差異。中國和西方普世的共同點，多於分歧。不能使用雙重標準:當我高興的時候我的東西就是普世的，當我不高興的時候我的東西就是獨特的，你就要尊重我。這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吧。高速發展的中國，還是一個不成熟的社會。
日本沒有到處宣揚文化的獨特性，可是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比中國更強。不過，這並不妨礙日本向西方學習一切先進經驗，甚至日本戰後憲法也是在美國人監督之下寫出來的。對於中國來說，這實在是不可思議啊。
馬國川:中國遭遇鴉片戰爭是1840年，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是在1853年，日本在1863年就開始明治維新，而中國遲遲不改革，1898年的戊戌變法也被殘酷鎮壓了。
劉香成:日本在發展過程裏麵改良再改良，一步一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日本人有一種徹底的精神，我不行，我失敗了，我就承認，然後我就認真地學習，甚至美國強加給的民主體製也完全接受。結果運作非常好，至少在今天的東亞，日本的民主體製應該說很不錯的。
馬國川:和日本的改良道路不同，中國選擇的是革命的道路。不過，對於辛亥革命，人們有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認為辛亥很好，有人認為很壞，壞在哪裏?因為搞了革命以後，不斷革命，錯過了改革的機會。但是反對者說，還是要革命，不革命沒有別的出路。
劉香成:其實，中國文化裏有很多東西是唯心的。中國文化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如果這個東西不靈了，就換一個朝代。而西方注重的是理性的經濟建設、逐步改良。
我在韓國漢城也待過，他們沒有革命，而是從強人政權改過來的。今天經濟不也是好好的嗎?
最後的改革其實是媒體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