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當年我來到中國，正值毛澤東去世，我感到中國人對很多的事情有興趣，對外麵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和向往。那時我就認定，如果有機會來中國工作的話，我已經找到了我的主題。
馬國川:我覺得，和那個時代比起來，今天中國可能顯得比較迷茫，並不清楚自己要得到什麼東西。這似乎和對近代史的認識有關。近代以來，中國確實有文明落後野蠻的一麵，也有被欺壓、被侵略的一麵，悲情意識對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也有很大影響。
劉香成:今天中國的位置在哪裏?還是用那種悲情意識去衡量嗎?顯然不能。
我記得九十年代著名導演謝晉導演了一部電影《鴉片戰爭》，開播首映請我去，不到五分鍾，我站起來就跑掉了。因為電影是用一個很粗糙的導演語言去拍攝的，裏麵一肚子受害者的怨氣。
把事情簡單化的做法是很糟糕的。現在一些人潛在的認識就是，軟實力是可以用錢買的，我們中國有這樣的能力了。你們西方花了三百年才擁有的東西，我們可以馬上買到。在海外花大錢建立新聞社、搞電視，這還是計劃經濟的思維。
我們的英文媒體，也包括中文媒體要先抓住來華的幾十萬外國讀者的眼球，為什麼他們對中國最感興趣我們都抓不住，還要到國外發展，這邏輯很難想象。
例如，中國電影作為一個文化產業，近些年發展迅速。但是和好萊塢相比，還是距離很大，不可同日而語。好萊塢的人來到中國說，你們什麼都有，但是你們不知道怎麼編劇，怎麼說故事。當然事情往往比這更複雜。
馬國川:您的這個認識還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在今天確實是存在這樣的問題，覺得我腰包有錢了，一切都會呼之即來。
劉香成: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以後，從硬實力提升到軟實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不能強製別人接受，而要感染別人。
我注意到，但是近年來中國有爭論，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是獨特的，強調“中國特殊論”，反對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並不是要排除文化的區別，普世的含義是說，大家有一些共同的價值，這些價值裏麵同時也包容各種不同文化存在的差異。首先要承認有共同的東西，否則，為什麼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候那麼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