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其孔教國魂義。康有為明確指出,孔教與中國不可分離,從曆史上看,孔教是中國成立的內在根源,無孔教則無中國。孔教國魂義往往被簡單化地、僅從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即僅看到孔教作為影響中國幾千年曆史的文化傳統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孔教在國民心理和國民性格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把政治的角度也考慮進來,那麼,對孔教國魂義的理解會加深一層。既然在曆史上儒教是中國成立的內在根源,是幾千年中國得以維係的一個主導性的、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教化傳統,那麼,我們必須謹慎思考中國這個維係了幾千年的曆史國家(historicalstate)的根本性質。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理解中國的性質顯然不恰當,對此學者已經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質疑。(白魯恂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偽裝成一個民族—國家”,汪暉則以“帝國的現代轉化”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2008。)不過,以西方意義上的帝國來理解中國仍然有很多不合適之處。實際上,正如我們前麵提到的,理解中國這個維係了幾千年的曆史國家最恰當的概念是文教—國家。更進一步,既然我們已經意識到,以革命的方式和麵目建立起來的現代中國其實是古代中國的自我轉化,那麼,我們必須思考儒教在現代中國國家建構中的意義。就此而言,立孔教為國教運動的失敗可能僅僅意味著中國在邁向共和時代的途中所走的一段彎路,而共產主義作為有效地建立了一個現代中國的政治信仰就其功能而言恰是過去儒教的替代物。於是,一連串的問題遲早會擺在每一個有理性的中國人麵前:如果共產主義不可能再次成為籠罩中國人生活的全民信仰,那麼,中國將何去何從呢?中國是否能夠感受到自身的內在需要而決意恢複其文教—國家的本來麵目呢?如果中國不能恢複其文教—國家的本來麵目,是否將麵臨混亂和分裂的危險呢?如果中國決意恢複其文教—國家的本來麵目,那麼,在政治製度的安排上又如何才能做到措置得宜呢?而要恰當地回答這些問題,康有為的孔教思想無疑是最有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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