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對於康有為孔教思想中的庶民關切，也是我們必須充分重視的。我們已經指出，康有為最初在《教學通義》中提出敷教主張，其核心關切就是庶民問題。他以《尚書》、《周禮》等經典為依據，指出上古之治有庶民之教、士夫之教和官吏之教的區分，孔子以後則是士夫之教獨興而庶民之教和官吏之教皆亡。所以他的敷教主張，一言以蔽之即恢複上古之治中的庶民之教。《教學通義》中出於對庶民問題的關切而提出的以立教章、設教官、建教堂為主要內容的敷教主張，意味著康有為重新構想孔教建製的一個核心思路，後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具體製度安排上的調整和充實。就此而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教折中人人祀天、人人祀孔的主張。聯係過去的禮樂製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人祀天、祀孔、祀祖先的三本一堂製度以及與此相關的以孔子為紀元等主張實際上是康有為直麵庶民時代的到來而提出的教化製度方麵最具實質意義、自然也是最為重要的改革措施。雖然後來孔教會的失敗是我們必須認真反思、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但康有為在教化製度方麵提出的這些改革措施對於未來儒教的重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最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康有為孔教思想中的國家關切。我們已經指出，康有為的孔教思想，始終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展開的。在《教學通義》中，康有為主要以《周禮》中論述周代官製的思想為依據而提出設立敷教之官的製度主張。從官製的角度提出孔教建製主張，是康有為終生未變的思路。在《上清帝第二書》、《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謹寫〈孔子改製考〉進呈禦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折》以及《請尊孔教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中，康有為的孔教建製主張一言以蔽之是在地方設立各級教會而在國家一級改禮部為教部以統領之。在《中華救國論》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康有為的孔教建製主張一言以蔽之則是在地方設立各級教會而在國家一級設立教務院或教院以統領之。除了這種官辦教化的特別思路值得注意之外，我們還指出，康有為也非常重視孔教作為建設優良政黨的政黨教化以及更寬泛的政治教化的意義，畢竟，在中國古代，儒教首先是麵向對國家治理至關重要、作為國家政治之主幹的士大夫階層的士夫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