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如何才能建成“勿存私心，勿矜意氣，專念國家之急”的大的“良政黨”呢？康有為說：“今吾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曰輸進通識也，一曰崇獎道德也。”關於“輸進通識”，康有為強調，既然我們“生當海通之世，為共和之國”，則應當“知萬國之情狀”，方可“解共和之真義”（《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4頁。）。關於“崇獎道德”，康有為首先引孟德斯鳩、勃拉斯等人的看法指出道德對於共和建設的重要性：“共和國尚道德。……無道德則法律無能為。……蓋共和自治者，無君主、長上之可畏，則必上畏天，中畏法，內畏良心；有此恭敬齋戒之心，然後有整齊嚴肅之治。不然，則暴民橫行而已，盜賊亂國而已。自由自由，由此而死，何共和之足雲？我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必立此道德之嚴戒，而後可受共和之幸福也。”（同上書，325頁。）接著他指出，舍孔教則不能崇獎道德：“夫將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逸居無教則近禽獸，今是野蠻之國，猶有教以訓其俗，豈可以五千年文明之中國，經無量數先聖哲之化導，而等於無教乎？今以中國之貧弱，及前清之失道，人民慕歐思美，發憤革而易其政可也，然豈可並數千年之教化盡掃而棄之？今者邦人，慓悍恣睢，禮俗蕩然，無所率由，人心發狂，無所敬忌，上類於無政府，下類於無教，雖無諸文教之國，以相比較，以相窺迫，亦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5頁。）
由引文可見，康有為在此是將孔教作為建設優良政黨的精神資源，或者說孔教在此是被他作為一種優良的政黨教化或更廣泛意義上的政治教化來看待的。在戊戌之前和流亡之後，康有為曾發起、建立過一些組織、團體，這些組織、團體大都非常重視孔教的意義，而在不同程度上又都具有政黨的性質。辛亥以後，康有為鼓動陳煥章建立孔教會，其中也有建立政黨的考慮，確切地說，他鼓動陳煥章建立孔教會的一個動機正是有鑒於建政黨之難。在1912年7月30日就建立孔教會一事寫給陳煥章的信中，康有為說：“今為政黨極難，數黨相忌，以任之力半年而無入手處。弟海外新還，始附黨末，我始為仆，幾時樹勉難矣。昔弟在美，以行孔教為任，研講深明。今若以傳教自任，因議廢孔之事，激導人心，應者必易，又不為政黨所忌，推行尤易。凡自古聖哲豪傑，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賈昧議之舉也。及遍國會，成則國會議員十九吾黨。至是時而兼操政黨內閣之勢，以之救國，庶幾全權，又誰與我爭乎？”（《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37頁。）關聯於他立孔教為國教的主張，我們可以順此概括說，共和時期康有為的孔教論至少有三義不能忽視：其一，孔教為中國成立、得以維係的曆史根源，即國魂；其二，孔教為建設優良政黨、成就政黨內閣的精神資源，即政黨教化；其三，孔教為振起國民道德、改善社會風俗的文明本源，即國民教化。
以孔教為國魂的看法，多見於康有為辛亥以後的論述，其中最全麵的一個論述見諸1913年2月11日的《〈中國學會報〉題詞》：“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舉也。其為禮也，陳之以三統，忠、質、文之迭代也；其變易也，通之以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出也。體之以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張之以禮義廉恥，而國維不敗；推心於親親仁民愛物，則仁覆天下矣。立本於事天、養心、盡性，則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誠無息，必自慎獨發之，無使隱微之有餒也；其原本天命，上帝臨汝，則必自照臨有赫，無使旦明之貳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則以人為道，被服別聲，飲食男女，不離人以為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深微言之，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故自鬼神、山川、昆蟲、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善夫莊生之尊孔子為神明聖王也，曰‘本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運無乎不在’。故據一端、執一說以論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鏡，以論日月之青黃也；如測渾天之儀，以論恒星、遊星之形體也。其茫茫無睹，不待言矣。”（《康有為全集》第十集，16~17頁。）
孔教國魂義亦關聯於康有為對主權的看法。康有為認為在列國競爭的世界局勢下，主權在民論不合時宜，主權在國論最值得提倡：“夫政治之體，有重於為民者，有重於為國者。《春秋》本民貴、大一統而略於國，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蓋天下學者多重在民，管、商之學專重在國，故齊、秦以霸。法共和之時，盛行天賦人權之說，蓋平民政治，以民為主，故發明個人之平等自由，不能不以民為重，而國少從輕也。及德國興，創霸國之義，以為不保其國，民無依托，能強其國，民預榮施，以國為重，而民少從輕。夫未至大地一統，而當列國競爭之時，誠為切時之至論哉！日本采德製，以國為重，故秩序紀綱嚴整，稅租甚重，一戰勝我及俄而取高麗焉。今以美之共和，而自麥堅尼、羅士福以來，亦複大昌霸國之義。”（康有為：《中華救國論》，見《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10~311頁。）雖然這裏的考慮主要是政治方麵的，即對外有鑒於列國競爭的世界局勢而推重霸國之義，對內為免於暴民政治而主張強有力的政府，但既然孔子之教為中國之魂是康有為由來已久的一個看法，且康有為很早就將保教與保國緊密聯係在一起，那麼，康有為選擇主權在國論而非主權在民論自然也與孔教國魂義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