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說，辛亥以後康有為的孔教思想主要是圍繞共和建設的問題而展開的。關於共和建設的要目，在寫作於1912年4月的《共和建設討論會雜誌發刊詞》中，康有為有一個簡明的回答，其中多項內容皆與孔教問題有關：“大夫獵纓前席而問於學士曰：‘共和建設若何而可安全中國乎？’學士曰：‘必自統一之。’曰：‘若何而能統一之？’曰：‘必自中央集權，得強有力之政府始矣；必自各省勿分立，軍民分權始矣；必自合五族，保遼、蒙、回、藏始矣；必自廢軍政，除強暴，遣冗兵，複民業始矣；必自定金幣，拓銀行，善其公債、紙幣，獎實業始矣；必自獎教育、崇教化始矣；必自定良憲法，成大政黨，得國會內閣之合一政黨始矣；外之能適於萬國之情形，內之能起國民之道德。’”（《康有為全集》第九集，290頁。）
在寫作於1912年五六月間的《中華救國論》中，康有為通過對“中國之舊法”中所立的“一統之製”的刻畫，來說明包括中央集權、合五族、與民自由等義在內的中國“立國之本原”，所針對的則是暴民政治無視中國立國之本原而對共和的可能破壞：“夫中國之舊法，雖有專製之失，而立一統之製，其所得者亦甚多也。蓋非前朝能為之，實中國數千年政俗所流傳也，經累朝之因革損益，去弊除患，僅乃得之。今亦不暇枚舉，但言今所最反之四事焉：其一則各省鹹奉中央之命，故千年無悍將、叛吏、驕兵爭變之事也。其二則行政寬大，禁網疏闊，民得自由，故士農工商鹹安其業也。其三則紀綱雖不嚴整，而人自懍威，法律雖未完備，而人自畏法，故下之無遍地劫掠之事，上之無屬吏劫上司、匹夫亂公議之事，人民生命財產，皆得保全也。其四則蒙、藏輯和，雖為強鄰所窺，統猶一於聲靈也，即官吏不用本地人，亦經二千年鑒戒，而後立此製焉。其所缺者，物質文明、民權平等耳。雖未能盛治，然能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則先得立國之本原，而為今暴民政治所不及矣。”（《康有為全集》第九集，290頁。康有為認為共和製最大的危險在於暴民政治，如我們所知，在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此一洞見見諸托克維爾和密爾的著作。）就是說，在康有為看來，除了物質文明和民權平等這兩個方麵需要多加借鑒、采用西方的經驗之外，其他方麵則必須認真對待、充分考慮“中國之舊法”的積極意義。（康有為1904年有《物質救國論》之作，闡述歐美富強之道在物質文明與民權平等，其中作於1905年3月的序曰：“吾既遍遊亞洲十一國、歐洲十一國，而至於美。自戊戌至今，出遊於外者八年，寢臥寖灌於歐美政俗之中，較量於歐亞之得失，推求於中西之異同，本原於新世之所由，反覆於大變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緣繁多，誠不可以一說盡之。歐洲百年來最著之效，則有國民學、物質學二者。”（《康有為全集》第八集，63頁））
而孔教作為兩千年來中國的國教顯然也屬於“中國之舊法”的內容之一。在《中華救國論》中，康有為再次重申了他在國教折中的主要思想。其論中國宜行政教分離曰：“故各國皆妙用政教之分離，雙輪並弛，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極其迂闊之論以養人心，言政者權其時勢之宜以爭國利，兩不相礙而兩不相失焉。今吾國亦宜行政教分離之時矣！”（《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7頁。）其論立孔教為國教不礙信仰自由曰：“蓋孔子之道，敷教在寬，故能兼容他教而無礙，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黨同而伐異也。故以他教為國教，勢不能不嚴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國以儒為國教，二千年矣，聽佛、道、回並行其中，實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則尊孔子教，與信教自由何礙焉？”（《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7頁。）其論全國宜遍立孔教會、宜以舊學人士不欲入政黨者為教官之任曰：“然則今在內地，欲治人心、定風俗，必宜遍立孔教會，選擇平世大同之義，以教國民。自鄉達縣，上之於國，各設講師，男女同祀，而以複日聽講焉。講師皆由公舉，其縣會謂為教諭，由鄉眾講師公推焉；其府設宗師，由縣教諭公推焉；省設大宗師，由府宗師公推焉；國設教務院總長，由大宗師公推焉。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若上之政府舉之，收效可速，不爾則國之誌士，守死善道，應以為任矣。夫今之人士，多有篤信好學、砥行尚節、不能適於新世之用者，彼不欲嘩世競爭，則不入政黨，而選舉亦不能及焉，是亦有遺賢之憾也。若以任教，則不廢其才能，可益厲其學行，世道人心，獲益多矣，可不務乎？”（《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7頁。）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華救國論》中，康有為還發一新義，即將政黨建設與孔教關聯起來。他首先指出政黨內閣“為立憲治之極軌”，而政黨內閣的形成端賴大的“良政黨”。鑒於辛亥以來政黨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的實際狀況，康有為以陰陽之義“推國會之天理”，提出國會中的政黨不要太多，最好隻有兩個大的政黨：“要而論之，黨少者國安，黨多者國危，黨尤多則國可亡。若僅兩黨，則人與天合，國以富強，在朝在野，旗鼓相當。以大黨立朝，則黨勢堅而行政強；以大黨在野，則朝黨不敢專製而為殃。且凡政黨者，必持其一政策也，而時勢變易，前策或有未宜者，他黨代之，策適以相反而相補救，於以救國胹民，適得其和，如五聲之異響而相宜，五味之異和而成調，協陰陽之宜、寒暑之變，豈不諧哉！故國宜有兩政黨而不可多政黨，宜有大政黨而不可多小政黨也。”（《康有為全集》第九集，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