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康有為還就孔教自身以及與中國的一些相關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議。如將中國人不知敬教歸諸孔教“敷教在寬”之特點，認為孔教的這個特點從曆史上來看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從現在及將來的實際境況而言，則亦有令人憂患之處：“甚矣！吾國人之不知敬教也。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壓愈甚，於是有千年之黑暗世界。吾國敷教在寬，故不敬教，而教無壓力，故變化最速。……雖然，速變則速變矣，吾患其無自立之性也。各國於其本國言語、文字、曆史、風俗、教宗，皆最寶愛之，敬重之，保存之，而後人性能自立，一國乃自立。故各國學堂、獄、醫必有其敬禮國教之室，不如是則殆比於野蠻人。況孔子之道，既兼含並包，又為吾國所產，尤為親切，與他國之尊他邦之聖者不同，故應與阿剌伯之敬摩訶末同耳。”？（康有為：《意大利遊記》，見《康有為全集》第七集，374頁。）很明顯，這已經是在國民性的高度上衡定孔教之意義。
康有為還就孔教之經典與傳記提出一個建議。我們知道，康有為很早就標榜《禮運》和《儒行》。在1910年秋寫給梁啟超的信中，康有為說：“《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本各自為書，合為四書，體實不類。今莫如以《儒行》、《大學》、《禮運》、《中庸》四篇合為四記，則精粗先後大小畢該。或五行，即《大戴》中《容經》，於禮容最精。《弟子職》於意訓最善，抑合此為六，名為六記（其序則以《容經》在《儒行》後）。或以《弟子職》附《孝經》同為小學，而此但為五記。”（《康有為全集》第九集，166頁。）細察其意，似乎有將《論語》、《孝經》等列入小學而將新的四記或五記歸入大學之意。（其以《論語》為曾子、子夏之學，有守約隘道之弊，見前；其論《儒行》比《孝經》深博，而《孝經》仍不可廢則又關聯於耶、孔之別：“然《儒行》比《孝經》實為深博，其名義顯切，或可代《孝經》也。然《孝經》所以鄭重者，實以父子之義為孔子所特重，故郊廟並舉，以祖配天。其與耶教異者在此。故以孝與仁並重，而中國人民獨多，即因於此。今日如仍重父子乎，則《孝經》似不可廢。若趨大同矣，則與商耳。”（《康有為全集》第九集，166頁））對於以尊孔為主旨的儒門信徒而言，此論可爭議處甚多。關聯於康有為獨特的今文經學觀點所引發的巨大爭議及其客觀上所造成的經典地位的根本動搖等實際後果，我們說，今後要重建儒教，必須下一番工夫重新衡定經典，這是目前儒教重建的一項最為緊要的任務。（陸寶千說：“尋孔教之終不因長素而昌，實由長素之不善紹述尼山聖學之故也。”（《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輯，1983）此義值得儒門同道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