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指出，教的概念為中國所本有：“試問教之為文義，並非日文，亦非西文，乃出於吾之古經傳記者也。若《書》之稱‘敬敷五教，在寬’、‘教胄子’，《易》言‘教思無窮’，《論語》言‘子有四教’，《孟子》言‘教亦多術’，又曰‘教以人倫’、‘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史記》稱‘仲尼弟子以友教於四方’此皆至近之說，人人共知。教之為義至淺，亦人人共識，豈有數千年文明之中國而可無教？又可無主持教化之人乎？若數千年之中國而可無教也，則中國人不皆淪為禽獸乎？”（《康有為全集》第八集，33頁，或126頁。）又說：“夫教者，中國之名詞。教者效也，凡學、覺、交、效、爻、孝，皆從此義。大意乃以二物相合，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一人先立道術，後人從其道而效之之雲耳。中國既自有其教數千年，而《史記》秦扶蘇稱‘諸生皆效法孔子’，漢武帝稱‘諸子不在孔子之道者，絕勿進’，而學者束發讀經，入學皆拜孔子，言義皆折衷於孔子，猶歐之奉耶，突厥、波斯之奉回。此中國數千年之實事，而非夢囈虛幻之言，雖愚者亦皆知之也。夫舉國數千年皆尊奉其道而效之，不謂之有教、不謂之教主而謂何？”（同上書，34頁，或126頁。）
其次，他指出日本人受佛教影響而將西文的“religion”翻譯為“宗教”，極為不通：“日人之於華文訓詁，多所未愜。如‘自由’、‘經濟’等詞句，皆與中國本義相反。即‘體操’二字，在中國文法，隻可曰‘操體’乃通。而其行文又習於佛典之重文，若‘慈悲’、‘勇猛’、‘堅固’等字，必用雙名。由是主名百物，多用雙字。如教主立教之教，而必曰‘宗教’；教學之教，而必曰‘教育’。此今人迻述日文視為確然不刊者，實考之而皆極不通者也。夫‘宗’之與‘教’，二文本不相關，中國自古名詞，有言祖宗者，有言宗廟者，未有言宗教者。日人之為此名詞也，始出於佛學者也。自唐世佛學分離，於是《傳燈錄》分五宗，乃有禪宗、天台宗、慈恩宗、華嚴宗之目，其後禪宗中又分宗，曰臨濟宗、溈山宗、仰山宗、雲門宗、法眼宗、曹洞宗。所謂宗者，猶戰國諸子之分曰某子，後世漢、宋之爭曰某學，又曰某派、某門雲耳。又如人家族姓，所謂繼嗣為宗，太史公所作《五宗世家》，今人所謂某房雲耳。撰錄之僧，偶作名詞，本無意義，日人又增加本願宗、真言宗、淨土宗、秘密宗焉。日人以其複文之俗習讀傳燈之書，乃取‘宗’字加於‘教’上。蓋當時，教者係專指佛教言之，宗者專指佛教下諸宗派言之也。教大宗小，以‘宗’加諸‘教’上，已大不適矣。”（《康有為全集》第八集，34頁，或126頁。在1923年的《長安講演錄》中，康有為大概出於“約定俗成”的考慮接受了日譯“宗教”一詞，而從“孔子講魂而運於人道之內”的角度闡述孔教相對於其他宗教的特點，前後觀點大同小異，參見《康有為全集》第十一集，275~276頁。）
再次，他指出，對於西文“religion”一詞，應當廣義地理解，即從外延上看應當包括“一切諸教”，而不僅限於神道之教，就是說，西文的“religion”與中國本有的“教”的概念就其內涵而言“別無殊異”：“今日人宗教之名，本由譯歐美之書而出。蓋因歐人向宗耶氏，別無他教，故其名謂之厘利盡Religion。厘利盡者，謂凡能樹立一義，能倡徒眾者之意。然則與中國所謂教別無殊異，所含廣大。或謂中含神道之義，則因耶教尊上帝，而歐土之教隻有耶氏，故附會之，並非厘利盡必限於神道也。若令厘利盡之義必限於神道，則當以神道譯之，而不可以宗教稱之，又或以神教稱之，而不可以宗教稱之。今日人以佛氏宗教之詞譯耶氏厘利盡之義，耶少變佛而本出於佛，回少變耶而實出於耶，其同為神道，固皆一也。然若限於神道為教，則宇宙甚大，立教甚多，豈必盡言神道者？凡能樹一義，以招徒黨而傳於後者，苟非神道，則以何名之？以何譯之？既無其他名詞，則亦不能不以厘利盡目之。則厘利盡亦應為一切諸教之廣義，而不能僅為神道之專詞矣。”（《康有為全集》第八集，34頁，或126~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