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約寫於1902年的《致張克誠書》中,康有為提到戊戌時他曾將以孔子紀元的建議入奏:“仆不幸以身任國事,踐於患難,遂不克任此。而夙昔所著之書,發明孔子改製,以孔子紀年,並開孔教會,曾經入奏,微旨所存,未嚐一日忘之。”(《康有為全集》第六集,373頁。)我們並不能由此推斷說國教折的撰寫不晚於《致張克誠書》。前麵已經論及,《我史》中“光緒二十四年”條下“並進呈《孔子改製考》,請聽沿邊口岸準用孔子紀年”之語的添加要早於國教折的撰寫。《致張克誠書》也可能早於國教折的撰寫,因為康有為很早就“相信”自己曾經將以孔子紀元的建議入奏。其實,既然以孔子紀元是康有為很早就有的思想,我們倒是可以由此推測,大概後來康有為一直遺憾自己沒有在戊戌期間將以孔子紀元這一條寫入建議設立孔教的奏折。
關於以孔子紀元的問題,一個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國教折中,康有為並不是主張要將原有的紀元徹底廢棄不用,更換為以孔子紀元,而是建議將以孔子紀元與原有的紀元並行,其所舉的先例即是以開國紀元與時王年號並行的日本。在上引《大同書》論紀元問題時,康有為援引日本的情況以提出宜以教主紀元和大同紀元並行。而同樣援引日本的情況來說明中國宜以孔子紀元和清朝原有的紀元並行則不僅見於國教折,也見於《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英惡士弗大學校圖記》:“宜以孔子紀年,以統中國數千年之記事,用省煩瀆,而與國朝今之紀元並行,如日本之以明治君號紀元,而又以神武天皇紀元二千五百年同為並行焉。”(《康有為全集》第八集,36頁,或129頁。)
回到國教折的內容。在說明以孔子紀元的理由之後,康有為將自己的一攬子建議作了總括性的說明:“伏惟皇上聖明,傳心先聖,敬教審時,洞達中外,乞明詔設立教部,令行省設立教會、講生,令民間有廟,皆專祀孔子以配天,並行孔子紀年以崇國教。其祀典舊多誣濫,或人稱雜糅,妖怪邪奇,或無功德,應令禮官,考據經典,嚴議裁汰。除各教流行久遠,聽民信教自由,及祀典昭垂者外,所有淫祠,乞命所在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康有為全集》第四集,98頁。)
這裏既主張立國教、又主張信仰自由的思想亦見諸《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英惡士弗大學校圖記》:“蓋他教雖各有神聖,而中國數千年民俗之宜、功德之盛,無有如孔子者,此為吾國國教也。民間鄉曲,宜盡廢淫祠而遍祀之,立諸生以同講勸焉,一如歐美人之祠耶穌,立祭司、牧師也。……宜立儒教為國教,而其餘聽民之自由信仰,如歐人之以耶穌或天主為國教,而以其餘聽民之信奉自由也。”(《康有為全集》第八集,36頁,或128~129頁。)
我們說,在主張立孔教為國教的同時又主張信仰自由,這是國教折的一個重要思想,而其中信仰自由的主張不見於保教折。國教折與保教折的這一差別,自然意味著康有為在不同時期思想的差別和立論角度的差別,而導致這一差別的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因素,這就是康有為《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折》的實際後果。這道奏折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898年7月7日)由軍機大臣廖壽恒進呈於光緒皇帝,之後很快就得到了光緒皇帝的響應。茅海建經過查閱,得知軍機處《洋務檔》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錄有光緒皇帝朱筆修改過的明發上諭,其中的內容“完全來自”《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折》。茅海建還指出:“這是康有為奏議第三次被直接采用。”(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495頁。)關於光緒皇帝對這道上諭的重視,茅海建指出:“此後,光緒皇帝對此道諭旨的執行情況十分關注,並對各地的落實與進展十分不滿,七月初三日、初十日另有兩道諭旨令各省迅速將辦理情況上報。”(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495頁。)在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中,關於改民間淫祠為學堂,是這麼說的:“至如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同上書,494頁。此處茅海建還指出,上諭中“即著”原為“不妨”,“曉諭居民,一律”原為“酌量”,兩處皆由光緒皇帝朱筆改成,使其語氣加重不少。不過,總的來說,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是非常平實的,甚至與康有為的奏折相比也是如此。整個上諭中沒有出現“淫祠”的說法,隻是說“其有不在祀典者”,而且,在康有為的奏折裏,還有令禮官“考據經典,嚴議裁汰”以整頓“舊多誣濫”之祀典的建議,在光緒皇帝的上諭裏則沒有這一條。)關於這段改淫祠為學堂的諭旨所導致的實際後果,茅海建說:“此段諭旨引發此後全國性改廟為學的風潮,各類廟產被奪事件層出不窮,許多著名的廟宇被勒索。這也成了康有為後來的罪名之一。”(同上書,4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