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卒於清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極即位時，多爾袞年僅15歲，被封為貝勒（貴族封爵）。因按年齡序列排在第九，故稱九貝勒或九王。在清軍入關前，多爾袞追隨皇太極轉戰南北，為清朝統一東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績，其地位已躍居諸王之上。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公元1643年9月21日），征戰一生的皇太極暴病身亡了。由於他生前沒有指定皇位繼承人，刹那間朝中就出現了諸王爭位的混亂局麵，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極的弟弟睿親王多爾袞與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首的針鋒相對的兩派勢力。這時睿親王多爾袞與肅親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雙方都有很多的擁護者，他們又各自都有顧忌，因為一旦打起來，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多爾袞雖然覬覦皇位，但他畢竟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他審時度勢，未敢貿然行動。
皇太極死後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爾袞采取主動，他召集諸王大臣會議，議立嗣君。這一天，氣氛緊張到了頂點。天剛亮，兩黃旗大臣就盟誓於大清門，並令兩旗的巴牙喇兵（精銳親兵）張弓箭，環立宮殿，擺出兵戎相見之勢。
正式開會之前，多爾袞還在試探黃旗大臣索尼的態度，索尼冷冷地說：“先帝有兒子在，必須立其中的一個，我就是這個意見，沒有別的可說。”會議開始，索尼等人就搶先發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極之兄、禮親王代善也說，應當讓豪格繼承皇位。豪格在已占優勢的情況下，略表謙讓之意。這時，阿濟格、多鐸展開了****，他們勸多爾袞即帝位。老於世故的代善也跟著見風轉舵，圓滑地說：“睿王若應允，實是我國之福。否則，還是應當立皇子。”不再堅持立豪格。兩白旗大臣進一步發動攻勢，說若立豪格，他們都無法生活，堅決反對立豪格。多鐸見多爾袞仍未明確應允，甚至又擺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的架勢來。至此，形勢更加混亂，不可預測。代善以年老固辭，退出會議。多爾袞也不同意立多鐸。這時，會議幾乎開不下去了。兩黃旗的將領們都佩劍上前說：“吾屬食於帝（皇太極），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
多爾袞看到，與豪格相比，他並不占優勢。兩黃旗與正藍旗堅決支持豪格，鑲藍旗旗主貝勒濟爾哈朗、正紅旗旗主禮親王代善，也是同意或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支持豪格。在這種情勢下，如果多爾袞強自為帝，必將引火燒身。於是，多爾袞提出一個折中方案：立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由濟爾哈朗和他輔政，等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為雙方所接受，這樣，既排除了他的政敵豪格，又可使他實際上享有帝王之權。
多爾袞提出的建議很快得到了各方認可，從而避免了在明朝滅亡前夕的關鍵時刻，清王朝內部的分裂與自相殘殺。於是，不滿六歲的福臨於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號為順治。他的母親莊妃被尊為“聖母皇太後”。
不論多爾袞主觀上如何打算，他擁立福臨這一行動，在客觀上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公開分裂和混戰，並且爭取了兩黃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額真譚泰、護軍統領圖賴、啟心郎索尼，對他都表示了支持。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無疑是很重要的。可以這麼說，多爾袞僅憑在皇位爭奪過程中的表現，就足以稱得上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落後的體製之下找到了正確的處理辦法，避免了危機。而反觀明朝，擁有先進的體製，卻沒有預先作好準備——送太子到南京，使得崇禎死後明朝僅存的南方地區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最終徹底滅亡，白白地葬送了體製上的優勢。
多爾袞從輔政到入關前的一段時間，他采取了一係列限製旗主、加強集權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訟，紛紛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為由，與濟爾哈朗宣布，“罷諸王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諸王貝勒的權力，隻讓貝子、公等管理部務。而貝子、公要向攝政王負責。同時，又向各部尚書、侍郎和都察院分別發布諭令，要他們“克矢公忠”，聽命於攝政王，否則決不寬容；又傳諭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諸王貝勒的行動，有事應糾參者，必須據實奏聞，不許瞻循隱匿。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嗣後凡外國饋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進一步限製了諸王貝勒同外界的聯係，從而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攝政王手中。不久，濟爾哈朗宣布：“嗣後凡各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濟爾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這當然不是他慷慨讓賢，而是多爾袞巧妙地運用計謀取得的。這樣，諸王參政的權力既被削弱，濟爾哈朗也已在多爾袞之下，“王由是始專政”。這時，禮部也議定，攝政王居內及出獵行軍的禮儀，諸王不得平起平坐，於是多爾袞實際上享有了帝王的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