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一生隻為至高無上的權位，而終於登上夢寐以求的高位後，卻發現高處真的不勝寒。於是，盛極必衰的真理警醒了他們，也警醒了世人。
忠奸不過是籌碼——非議吳三桂
曆史上的一些王朝政權，在國家遇到危難的時刻，內部一時沒有力量挽救這個危局，往往會借助於外部的力量，以求渡過危機。這樣的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可恥，比如唐代名將郭子儀，若沒有回紇兵的幫助，他不可能那麼快地平定安史之亂；又比如近代的李鴻章，也曾借了洋槍隊的威力，幫他守住了上海；偉大的抗日戰爭，若沒有美蘇兩強的出手，勝利也許還要費些時間。
曆史一向是豐富多彩的，有些運氣不那麼好的人，在相似的時局，卻得到不同的結果。曆史對他們的評價，其走向完全不同，如大漢奸吳三桂，也差點兒成了複明滅闖的大功臣。
吳三桂能夠成為影響曆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發跡史。其父吳襄為明將，而吳三桂在十六七歲時就應試武舉並得中，《庭聞錄》裏說他“自少為邊將”。他的教師陳邦選也說他“少年懸印”。史書說吳三桂勤於讀書習武，“終日無惰容”。他年少讀《漢書》，被“仕宦當做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這兩句話深深打動。不過李治亭認為，吳三桂能夠迅速升遷，乃由於他家與關東豪族祖大壽一家有親戚關係。
吳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資，終於讓他在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20歲時就榮升為遊擊將軍。雖然明清正史從無記載，但是《庭聞錄》、《吳三桂記略》和《平吳錄》都曾記載吳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跡，說吳三桂在數萬清軍的圍困中，率數十家騎出城成功救父並受傷。李治亭說，如果這一曆史屬實，那應該是在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皇太極第一次率領大軍繞道蒙古入關，祖大壽應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遼寧淩源)與皇太極部相遇。當時吳三桂父親吳襄率騎兵偵察被清軍圍困，吳三桂此舉可以說無愧“忠孝”二字。
自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舉義後，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在長期戰爭中喪失殆盡，最優秀的軍事人才在崇禎皇帝的猜忌和文臣黨爭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吳三桂卻是一個例外。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吳襄在皇太極於八月發動的大淩河之役中，在增援大淩河戰鬥中因逃跑而導致全軍潰敗，遂被撤職，但吳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軍中供職。《明清史料》記載，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吳三桂在27歲時被任命為寧遠團練總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於前。在次年（公元1640年）五月與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戰中，吳三桂一得到警報，立即出動3000人馬“長驅直過杏山”，“與賊血戰”。最後他奏報戰鬥“大獲全勝”。
《明史》記載了在此後的鬆山、杏山戰鬥中，吳三桂部“膽勇倍奮，士氣益鼓”，“凡三戰，鬆山、杏山皆捷”。在錦州被圍之際，吳三桂在眾運糧官“驚心奴儆”的情況下，親自“督運米車”，成功躲過清軍的監視，在春節期間將糧食運入錦州。《明檔》記載他自當總兵後“忠可炙日，每逢大敵，身先士卒，絞殺虜級獨多”。
吳三桂在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以前的表現，史實俱在，是大明忠臣，沒有疑問。
公元1644年，崇禎皇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正月初將已閑居在家的吳三桂之父吳襄召進京，命他提督禦營。這顯然是因為吳三桂手握重兵，為了拉攏吳三桂，不得不重用吳三桂之父。接著，崇禎皇帝又想把吳三桂這支生力軍調進關來對付農民軍。因此，他親自召見吳襄。吳襄慷慨陳詞，說農民軍不是吳三桂的對手。崇禎皇帝欲調吳三桂，又害怕落得個丟棄寧遠的罪名，一直下不了決心。眾大臣互相推諉，誰也不願對此事負責。
公元1644年4月7日，農民軍已進至宣府城，離北京隻有二三百千米了。這時，崇禎皇帝才作出了棄寧遠，召吳三桂、王永吉、唐通、劉澤清四將入京勤王的決定。四將均封伯，吳三桂被封為平西伯。
這時，山東總兵劉澤清推托墜馬傷腳，拒不奉詔；吳三桂與薊遼總督王永吉路遠，一時間還趕不到北京；隻有薊鎮總兵唐通帶了8000人馬先到北京。崇禎皇帝封唐通為定西伯，命他把守居庸關。不想，唐通卻投降了農民軍，居庸關不攻自破，農民軍直趨北京。
這個時候，33歲的吳三桂受封為伯，喜悅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受命平西，當然是讓他與農民軍作戰，隻要能脫離寧遠這座危城，他也是迫不及待的。當時，吳三桂有精兵4萬，加上遼民數十萬，他於4月12日受命，16日便率軍民拋棄寧遠，向山海關進發。慶幸的是，清兵直到4月22日才得到吳三桂撤離的消息，而這時，吳三桂已帶領兵眾到達了山海關。
吳部到達山海關的時候，李自成軍已攻至北京郊外，各種消息傳到了吳三桂的耳中，他有些猶豫。但君命難違，吳三桂還是領兵向北京進發，4月26日（陰曆三月二十日）到達豐潤。在這裏，他打敗了投降李自成軍的原明降將白廣恩、唐通，並收降了8000人。但是北京已於4月25日（陰曆三月十九日）被農民軍攻破，崇禎皇帝吊死於煤山壽皇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