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在這封信裏，提出了借兵的要求，並鄭重聲明，“我朝”報答清兵“興亡繼絕”的扶助之功，不隻給財物，還將“裂地”即割讓領土酬謝。吳三桂儼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許以優厚的條件，此與降清毫無共同之處。而一旦出現大清與大順兩個政權火並的局麵，還哪裏有什麼酬勞啊！因此，這個所謂的“酬勞”實際上是假的。
如果吳三桂的對手不是多爾袞，如果多爾袞隻滿足於關外的土地，曆史的演進將完全是另一番的樣子。但是，很不幸，多爾袞的胃口比皇太極要大得多。
這個時候的多爾袞已經親自帶領多鐸、阿濟格等一批猛將，傾其舉國之兵，於5月14日從盛京（今遼寧省沈陽市）誓師出發，參加逐鹿中原的戰鬥。5月19日，進軍途中的多爾袞接到了吳三桂的信。多爾袞未敢輕易相信吳三桂，他決定：第一，派人到山海關探看虛實；第二，改變行軍路線，以一日一夜行100千米的速度直趨山海關；第三，調取攻城用的紅衣大炮，發往山海關；第四，給吳三桂複信。信中說，“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
這封信的主旨，還在最後幾句話，也就是勸吳三桂“來歸”（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獎賞誘其動心。
這個時候的吳三桂心裏麵肯定特別不是滋味：前麵是前來剿滅自己的大順政權的20萬軍隊，後麵是自己已經與之戰鬥了十多年的十數萬八旗精兵。自己已經與李自成決裂，而多爾袞又沒有答應“借兵”的要求，反而提出了“來歸”——也就是投降的條件。
這個時候，吳三桂又給多爾袞寫了第二封信。信中說道：“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於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以圖相機剿滅，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又仁義之師，首重民安，所發檄文最為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就在這個時候，5月26日，李自成率領大軍抵達山海關。山海關大戰開始了。雙方大戰一天，吳三桂損失慘重，但是，還是見不到八旗精兵的影子。吳三桂親自突圍，麵見多爾袞。見到多爾袞之後，吳三桂提出了酬謝清朝的條件：“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為界，通南北好。”
也就是說，一是尋找到崇禎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權；二是雙方以黃河為界，以北歸清，以南歸大明，兩國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請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朝曆代皇帝陵寢，也不得傷害百姓。
多爾袞接受了這些條件，於是，吳三桂投降了清朝。這個投降，並不是他自願的，而是被迫，並且為明朝爭得了一線生機，隻是由於南明後來不斷內鬥，白白地送給清朝整個天下。
吳三桂的內心，一直想做大明忠臣，這一點，從他到了晚年，高舉義旗，仗義反清，力圖還我大明天下的舉動即能證明。如果他成功了，後人對他的評價，又當如何？
吳三桂本心為忠臣，卻不幸做了命運的棄兒，頂著漢奸的名頭，遺臭史冊。
棄位謀國的攝政王——非議多爾袞
中原封建王朝，一般都認為自己較周圍的少數民族先進，這個先進主要是體現在文化上、體製上的先進，而不一定是軍事實力上的先進，其中，嫡長子繼承製使得中原王朝在對抗周圍少數民族政權時總是具有一定的優勢。
嫡長子繼承製始於周朝，它規定正妻的長子才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這個明確的繼承製度使得中原王朝在先王去世、新王上台的權力交接過程中，能夠保持大致的穩定過渡，因為有一個最明確的繼承人存在，其他對皇位有想法的人在發展勢力的過程中在號召力及實際資源上都要遜色很多，從而使他們實際上難以形成有力的政治軍事集團對合法的繼承人造成威脅。
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特別是北方遊牧政權，他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君主去世的時刻就是國家的瓶頸時期，因為他們的帝位繼承，通常沒有一個明確的合法的對象，即使君主生前指定也不行，還需要擁有實權的王公大臣開會討論，民主表決，而這個過程，又往往容易擦槍走火，演變成武力對抗，最後造成徹底的分裂。盛極一時的蒙古大帝國，就是在曆次大汗選舉的過程中不斷加大裂痕，直至不斷地武力對抗、不斷地分裂，最後造成不斷地弱小，被世界各地的反抗者不斷地打倒，直到滅亡。可以說，蒙古大帝國最終崩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它沒有一個合理的繼承製度。
讓我們把目光轉回到明亡清興那段時期，大明王朝在屢戰屢敗的情況下，迎來了難得的轉機——皇太極去世了，清廷麵臨著誰為新主的關鍵問題。大明君臣，伸長脖子向關外看著，盼著：多爾袞，豪格，快點兒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