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為三。”（《明史列傳》）明廷對蒙古各部采取“恩威並施”、羈縻和防禦並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設三衛，封其大小首領以各種官職。瓦剌部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大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東王。到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韃靼部被朱棣擊敗後，阿魯台表示歸附，明封其為和寧王。
但在永樂年間，韃靼和瓦剌雖名義臣服，卻經常騷擾明廷北部邊境，韃靼還策動兀良哈在遼東侵擾。所以，明成祖朱棣從永樂八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410—1424年）曾動用50萬大軍，先後五次親自率兵出塞，重創韃靼、瓦剌二部，尤其重創了阿魯台的韃靼勢力，並在第五次出征的回軍途中死去。隨後阿魯台又被瓦剌部擊敗，部眾離散。由此瓦剌部並吞各部，勢力越來越強大，奉元朝宗室脫脫不花為可汗，英宗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去，他的兒子也先繼承太師之位，統一了長城以北，虎視明廷。朱棣於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北京後，為加強邊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後設置遼東、宣府、大同、延綏(榆林)、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九處邊防重鎮，布置重兵戍守，同時還在沿邊修繕了長城。因此，在宣德年間和正統前期共20多年間，總體而言北部邊防還算相對平靜，這種局麵持續到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
正統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派出使者2000多人進貢馬匹，卻冒稱3000人。王振一直就暗中和瓦剌做馬匹買賣，關係本來不錯。這回遇到對方有欺詐行為，便順勢殺價，下令減其馬價，並派使臣把這一決定通報瓦剌，於是雙方失和。其實，也先名為進貢，實為偵察，經常賄賂翻譯，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譯人員私下擅自答應，而朝廷卻不知道這回事，在回答瓦剌的詔書中沒有允許通婚的意思。對此，也先覺得受到了輕視，於是嫌隙加深。
當時，明朝雖使瓦剌稱臣，但默許瓦剌奉元室後人為可汗，對雙方而言，臣服和默許都僅僅是一種妥協，彼此都將對方視為潛在的對手和威脅。但王振自高自大，氣焰囂張，未把瓦剌放在眼中。駐守山西的官員、將領也多為王振的私交，與瓦剌時常發生衝突。反倒是也先韜光養晦，不動聲色地積蓄實力。這一對比，戰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統十四年入夏以來，朝野即開始流傳也先正集結兵馬，準備進犯。朝廷已派出要員赴大同、宣府整頓軍備，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備不虞，戰事已然一觸即發。而此時隻有王振不動聲色，並沒有把塞外的遊牧者的軍事準備視做威脅。這可能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自負，呼風喚雨的權力帶來了狂妄心態的膨脹，以為區區瓦剌根本不配對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宮前做過九年碌碌無為的小官，作為書生本色，尚懷有建功立業的夢想，想建立驚天動地的偉績。而蕩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個最理想的功業，《明史》載其此前就“構釁瓦剌，振遂敗”。主動出兵受朝臣製約，自己沒法參與，皇帝也未必情願，對方來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權力欲滿足之後，王振還想再享受一下軍事成就感帶來的高潮。
就這樣，到秋七月，準備充分的也先先發製人，率先動手，聯合兀良哈等部從遼東、甘肅等三路進犯作為牽製，自己則親率大軍兵發大同，戰爭正式爆發了。也先蓄力已久，兵鋒所指，所向披靡。大同官兵連連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軍一到，便全部陷落。邊境警報日日不斷傳到朝中。朝廷派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領各率兵1萬人前往抵禦。井源等人率兵剛一出行，王振就勸皇帝禦駕親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