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一帶已經有100年左右沒有發生戰爭，老百姓好幾代沒有看到過打仗。安祿山大軍所到之處，沿路的官員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祿山叛軍一直向南進攻，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
安祿山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唐玄宗開始認為是有人造謠，還不相信，到後來警報一個個傳來，他也慌了起來，立刻召集大臣商議。滿朝官員沒有經過這樣的大變亂，個個嚇得目瞪口呆。隻有楊國忠反而得意揚揚地說：“我早說安祿山要反，還不是被我說中了嗎？不過，陛下盡管放心。他的將士不會跟他一起叛亂。不出10天，一定會有人把安祿山的頭送來。”
唐玄宗聽了這番話，也有些安心了。但是，他哪裏知道，沒有多久，叛軍就長驅直入，渡過黃河，占領了洛陽。情急之下，唐玄宗也隻能帶著大臣們倉皇出逃，向著四川避難去了。
安祿山和唐玄宗之間，隻是一種靠著互相利用和單方麵信任建立起的不穩定關係，雖然有一個父子的名義，但是卻不具有實際的約束力。所以，當楊國忠處處和安祿山作對的時候，安祿山覺得自己的地位不穩固，隻能發動突然襲擊，要把權力完全控製在自己手裏。這場事件的導火索是楊國忠的淺薄和貪婪，但孕育了安祿山這個野心勃勃的幹兒子的，卻是唐玄宗的目光短淺。俗話說“養虎為患”，倒是可以為唐玄宗和安祿山的關係做一個注腳。
唐玄宗接下來的表現，顯然值得稱道。
幾乎曆朝曆代每個皇帝，都或多或少麵臨著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會直接導致皇權的旁落乃至國家的衰敗。唐玄宗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大唐帝國100多年的對外擴張，在擴大國家版圖的同時，也潛伏著危機——邊將權力過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沒有楊國忠，安史之亂就像七國之亂、三藩之亂等一樣，仍然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事件。
清初的三藩之亂有這樣一個細節：吳三桂不顧在北京做人質的兒子的安危而舉兵，康熙果斷地殺了他兒子，斷絕和談之路，以此表明平叛的決心，激勵士氣民心，一般說起來都認為是康熙英明。唐玄宗麵臨的局麵與之一樣，他也選擇了殺掉安祿山的兒子。可惜的是他的運氣沒那麼好，暫時的失敗，注定了後世史學家們把這個行為說成是錯的並強行放到楊國忠的頭上。
創業難守業更難，判斷一個繼位帝王的一條重要的標準是他能否在巨大的存亡危機麵前正確地作出決策。明末崇禎帝在這方麵就是個十足的白癡，他在北京城明顯保不住的時候，沒有選擇暫時的退卻——跑到南京去再圖收複江山，而是表現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實在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退一步說，崇禎帝可以選擇自己與北京共存亡，但他應該在早些時候將太子送到南京，充分作好第二手準備，後來南明沒有像南宋和唐朝那樣堅持更長的時間，可以說是因為崇禎帝沒有準備一個最合法的繼承人，這才是造成南明內訌不斷、很快滅亡的最根本原因。
唐玄宗顯然是一個經曆過大風大浪的人，潼關失守，長安眼看要丟，我趕緊跑吧，往蜀地跑。唐玄宗同時也是一個對國家高度負責的人，叛軍來勢洶洶，萬一把我抓住了怎麼辦？不要緊，讓太子往西北跑，讓永王往江南跑，這叫三保險。你抓了玄宗有太子，抓了太子還有永王，國家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得以發揮，安史叛軍的滅亡就隻是時間問題了。
回過頭來，讓我們用全新的角度審視唐玄宗和安祿山的關係。我們大膽地推測，也許，唐玄宗根本沒有一絲一毫地被蒙蔽，安祿山能演戲，能做幹兒子邀寵，唐玄宗也完全可以來個將計就計，認下幹兒子作為籠絡的手段。真相怎麼樣，誰又說得清？
至於一般人認為唐玄宗晚年昏庸的另一個理由——寵信楊貴妃，則實在不值一駁。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信應該說相當有限，一個非常明顯的理由就是楊貴妃未曾被封後。唐高宗之於武後，漢成帝之於趙飛燕，周幽王之於褒姒，這些都是以妾易妻的昏了頭的寵愛，昏了頭的結果是對自己的江山造成影響，而唐玄宗對楊貴妃，顯然沒有到這個程度。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唐玄宗在開元年間是一個成功的好皇帝，在叛亂發生後的表現也相當出色，我們沒有太充足的理由認定他在這當中表現得像一個昏君。以理而論，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