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常常未必公正，無往不勝的曆史法則一旦遭到藝術法則地有力滲透，便有可能上演一場滑鐵盧。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便提供了一個明證。
在這部中國最早的長篇小說中，作家主要傾全力塑造了三個人物：曹操、諸葛亮和關羽。作家對曹操竭盡鞭笞、挖苦之能事，對諸葛亮和關羽，則無限景仰、不吝讚詞。為了誇大諸葛亮的神奇作用，羅貫中不惜讓自己同樣偏愛的劉備為之墊背，不惜向倜儻風流的周瑜栽贓：自諸葛亮在小說第三十八回神龍現身後，劉備便就地降格為一個唯諸葛亮之命是從的傀儡型人物了；周瑜淪為一個氣量褊狹的典型，接受嘔血身亡的屈辱命運。羅貫中筆下的曹操，雖奸猾萬狀，但大多事有所本；同樣出自他筆下的諸葛亮和關羽，出乎想象的內容則意外的多，因而作家的筆墨在這兩人身上也騰挪得最為酣暢，享受的創作自由也最為充分。而曆史上的關羽，確實是一個義薄雲天的人物，隻不過他的命運要比《三國演義》裏麵的關公悲壯得多。
曆史上能夠成就大事的人物，多數都能夠在逆境中采取較低的姿態，我們通常把這叫做“忍辱負重”，韓信胯下受辱，終成一代名將；勾踐屈身事敵，以口試糞，終得吞滅吳國。這樣的例子，或許一般人做不出，但在實力相當的情形之下，向對手表達一定程度的尊重應該不難，而如果在實力、地位都明顯高出對手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謙虛謹慎，我們就可以說他能“禮賢下士”，這樣的人，是王霸之才。
很不幸，關羽不是能夠受得了胯下之辱的人，也不是能夠向對手表達尊重的人，更不是禮賢下士的人，他就是一個沒來由自高自大的人。這自高自大，使他在後來的人生中，由順境走入逆境，由逆境走入死境。
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中對關羽作了一番很具現代意識的點評：“此人（關羽）武藝必有獨到之處，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歸先主，應係實情，也與他的性情相符合。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地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麵受敵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誌，不戰自潰，他自己隻能率領十餘騎落荒而走，再也沒有表現出斬顏良時的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秘密結社的團體也祀之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此言頗有見地，若沒有這番全景的考慮，讀者就隻會一味想象關羽如何具有萬夫不當之勇，將誇大之詞盲目坐實，待到後來需要正確理解關羽死因時，便難免破綻百出，陣腳大亂。須知東吳派去斬殺關羽的潘璋，並不是什麼名將，而實“博蕩嗜酒”之輩，實際擒獲關羽父子的，更隻是潘璋手下一個名叫馬忠的小角色。
關羽和張飛，兩人一世英名，結果皆不得好死，雙雙身首異處。關羽更慘，不僅他的兒子關平當時就隨自己陣亡，由於他此前處死了拒絕投降的曹操悍將龐德，龐德怒發衝冠的兒子龐會後來隨鍾會、鄧艾大軍滅蜀時，夷滅了關羽全族。
關雲長刮骨療毒，史有明載，“羽嚐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當然為他做開刀手術的不該是華佗。正因為關羽是在沒有任何麻藥的情況下接受“刮骨療毒”，他的勇氣才使人敬意陡生。
這樣的英雄是不會向任何人屈服的，這樣的大將即使沒有一把飄飄美髯助威，他也同樣有理由對別人表現得傲慢一些。即使這個“別人”是社會地位在自己之上的孫權。黃仁宇先生說關羽缺乏外交手腕，當指拒絕孫權和親一事。孫權貴為吳主，為示吳蜀和好之意，曾為自己的兒子向關羽女兒求婚，“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我們知道，孫權派出的親善使者遭到關羽一陣毒罵，《三國演義》的說法是關羽大罵：“虎女安配犬子。”用理性的眼光來看，關羽此舉十分不明智。你可以拒絕婚姻，但沒必要貶損他人；何況，逞一時之快的侮辱，是要付出代價的。尤其你侮辱的對象，乃是那個連曹操都頗為忌憚的孫權。
關羽隻是一個勁兒地張揚著自己，以至於把自己弄到怪誕的程度。他為什麼不能稍稍節製一下傲慢呢？有節製的傲慢，才有可能升華為人格魅力，若表現得傲慢無邊，則不僅令人生厭，還可能帶來危險。
這種危險，在和平時期會使人丟掉飯碗，在戰爭期間，有可能使人丟掉腦袋。以關羽的地位，以他平素的為人作風，他的身邊注定會出現一些慣於阿諛奉承的家夥。這是一種規律，有什麼樣的上級就有什麼樣的部下。那些沒有在史籍中留下名姓的小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助長了關羽的天神意識，則成了一個有意思的疑問。反正，在關羽走向生命終結點的旅程中，我們發現正是他那無法自拔的自大自戀意識，敲響了他生命的喪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