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曹魏集團統治所依恃的現實基礎恰恰不是這樣。漢朝末年，政治極端腐敗，世族豪強任意兼並土地，使被剝奪土地的農民不是流離失所，就是淪為奴婢，使社會生產很難繼續下去，因此釀成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繼之是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中國北方出現了“出門無所見，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情景。經過董卓殺掠，中原地區“民人死者且半”，關中“無複人跡”；徐州漢末時“戶口百萬”，經過“曹操屠戮”，“自泗南至夏丘”，“雞犬不聞”，“城邑無複行人”。一直到曹魏統一北方之後，雖然“奄有十州之地”，然“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長期戰亂，家破人亡，留下大片大片的無主荒地，曹操在這個基礎上，才得以招流民，興屯田，重新分配土地，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產，這才為他的統一事業奠定了基礎。大亂之後，人心思治，分裂已久，期望統一。對於世族豪強來說，他們也許憧憬著過去的黃金時代，而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他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恐怕主要是憎惡，所以劉備和諸葛亮的“恢複漢室”的口號，對於中原人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
當然，諸葛亮不是袁紹，並不是舊的豪強世族的代表。但他和劉備從劉璋手中所接過的地盤，卻有一個與中原地帶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表麵看起來，這“天府之國，沃野千裏”，戰亂中，是一片相對穩定的綠洲，可這裏豪強兼並，政治腐敗，仍沿著漢末的道路下滑。劉備從劉璋的手中接管了益州後，並未清掃那裏的地基。他的蜀漢政權，是以他的東州地主集團和原來的巴蜀地主集團聯合統治為基礎，土地難於重新分配，生產秩序無法重建，想“屯田”而無地可分。北方的社會是切除病灶後的肌體，而巴蜀用的是保守療法，當然比起前者來要缺乏生機。
確實，就算是保守治療，也有保守治療的辦法。春秋時期的管仲治理齊國，使用的就是保守療法。他並沒有摧毀齊國原有的社會基礎，但是通過重新整合的方式，讓整個社會朝著富國強兵的方向發展，在勞動力和兵源問題上牢牢抓住了關鍵，才讓齊國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而戰國時代，燕國的樂毅，靠著自己突出的軍事才能，把燕國的軍隊治理得井井有條，並且靠著這支軍隊打敗齊國，讓燕國一度成為東方的強國。
回頭看看諸葛亮，他都做了些什麼呢？諸葛亮一邊在忙於處理劉備生前留下的如何安置益州舊官僚的爛攤子，一邊又在忙於抓蜀漢政權的幹部隊伍建設，就是沒有進行人力資源整合。再看練兵方麵，諸葛亮也沒有使用什麼高超的管理辦法，隻是從幹部隊伍入手，選任了一些循規蹈矩的軍官來管理軍隊。這些人，適合做管理士兵生活的士官，但不適合做領兵打仗的軍官。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正是此意。
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經自比管仲、樂毅，可是當時的人們並不認同他自己的說法。從現實中的表現來看，諸葛亮也確實無法和管仲、樂毅相比。
一方麵沒有先進的辦法整合人力資源，另一方麵在軍事管理上毫無創意，諸葛亮對蜀漢政權的管理，隻是抱殘守缺拖得一天是一天的狀態。可他又不甘心死守益州，總是頻頻北伐，可是，正是因為諸葛亮及其後任的連年征戰，超過了國力負擔，故到蜀亡之前，已經是“入其土，民有菜色”的地步。劉禪投降，向魏方呈獻戶籍簿，蜀漢全國“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兒令人難解：以94萬的老百姓供養著14萬的官吏和軍隊，平均不到7人即負擔一個。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數字，可惜諸葛亮沒有注意，也許是不願意注意。
不管怎樣，諸葛亮以一州之地，反守為攻，獨抗中原十幾年，算得上相當難能可貴了。諸葛亮在治理內政方麵有一套辦法也是不爭的事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道德修養更為他的身後聲名增添光彩。
要傲氣不要腦袋——非議關羽
蜀漢大將關羽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大概隻有南宋抗金英雄嶽飛可與之相比，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僅有的兩個直到今天還不斷接受人間香火的武將。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兩人更殊途同歸，同時在武廟接受祭奠。單個地看，中國最大的關帝廟，興旺程度都無法與杭州嶽墳相比，好在關帝廟遍布全國，所以若論香火總量，關雲長興許還勝出嶽少保一籌。追蹤關羽聲望的曲線圖也頗為有趣，關羽的身價與日俱增，日見隆盛，最後竟升至高不可攀的境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作為被曹操優待的俘虜，關羽初被拜偏將軍，獲封漢壽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剛剛自封為漢中王的劉備，拜關羽為前將軍。關羽生前所受隆寵到此為止，接著便迎來了綿綿無盡、一浪高過一浪的遑遑哀榮。先是被後主劉禪追諡為“壯繆侯”，自宋徽宗封他為“忠惠公”後，曆代皇帝便開始了攀比熱潮，使關羽的地位不斷飆升：宋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為“武安王”，元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到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更高居“協天護國忠義大帝”的寶座，及至清代，關羽的名號已高達26個字，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讚宣德關聖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