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時代一起前進
到了19世紀90年代，恩格斯已經卓有成效地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半個世紀。但他仍然身體健壯、性格開朗、充滿青春的活力。他非常注意儀表，“總是精神抖擻，衣著整潔，就像在普魯士軍隊裏當誌願兵時準備參加閱兵典禮似的。”[1]
恩格斯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飯後，他閱讀報章雜誌，處理往來信件；午飯後喜歡在附近公園散步，然後工作到傍晚7時；吃過晚飯稍事休息，接著又是工作和寫信，往往要到午夜過後才就寢。後來由於視力衰退，醫生嚴格禁止他晚上閱讀和寫作。於是他就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聽秘書朗讀材料。有時他也利用晚間接待客人，同人們討論各種各樣的政治和學術問題，指導來訪的年輕學者。他的工作室寬敞明亮、井井有條，靠牆的地方擺滿了書櫥，書籍都放在應放的地方，地板上沒有一片紙屑。經常到他家做客的拉法格說：這個房間不像一個學者的工作室，倒像一個客廳。
晚年的時候，恩格斯仍然思路敏捷，工作效率極高。每天他都要從不斷增多的工人報刊中，從大量來信和來訪客人的交談中，了解工人運動的新信息。他還密切注視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發生的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研究自由競爭轉變為壟斷的最初形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年邁的恩格斯仍然孜孜不倦地進行學習、探索和批判。
恩格斯從不自滿自足、因循守舊。他密切注視科學研究的新成果，認真總結工人運動的新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並糾正自己曾經提出的個別不適當的提法。例如，1848年初，他曾經認為，法國二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朝霞。現在資產階級的統治到處都要崩潰，被推翻”[2]。當時他與馬克思都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衰老，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已經具備。這顯然是不正確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序言》中，公開糾正自己年輕時代的觀點。他寫到：“曆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曆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是有很大的擴展能力。”[3]在那時的曆史條件下，無產階級“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4]
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鬥爭。恩格斯也不斷根據實踐的經驗加以總結和完善。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與馬克思都認為，在德國這樣的專製國家中，普選權是政府欺騙工人的工具，對工人來說是陷阱，工人政黨決不應該受騙。70年代初，他認真總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的經驗，敏銳地看出，“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5]此後，他繼續注意德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工人政黨進行議會鬥爭的情況和經驗，指出普選權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程度的標尺，它使工人政黨有可能統計自己的力量，向世界顯示它的組織得很好的和不斷壯大的隊伍。1895年，他進一步指出，普選權是工人政黨可以利用的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工人政黨可以把這個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恩格斯關於普選權的論述，是他的認識不斷發展，理論不斷豐富的例證。
著名的“請求鴨嘴獸原諒”的故事，尤其生動地表明恩格斯尊重科學、尊重實踐、不斷追求真理的思想品質。19世紀初，鴨嘴獸的標本第一次從澳洲運到倫敦。這種動物既能哺乳又會下蛋，既不像禽又不像獸，引起人們的嘲笑。當時，恩格斯曾經參觀這種動物的蛋，也曾經附和人們對它的嘲笑。後來他研究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知道古生物史上曾經有過四足的鳥，現在也還有用肺呼吸的魚，因而既能哺乳又能下蛋的鴨嘴獸沒有什麼值得嘲笑的地方。1895年，他在給德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施米特的信中談到了這件事，告誡施米特對待科學問題要采取求實的態度。恩格斯寫到：“1843年我在曼徹斯特看見過鴨嘴獸的蛋，並且傲慢無知地嘲笑過哺乳動物會下蛋這種愚蠢之見，而現在被證實了！因此，但願你對價值觀念不要做我事後不得不請求鴨嘴獸原諒的那種事情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