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信》指出，統治階級中個別人物歸附於無產階級，這是運動發展過程的必然現象。為了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第一，這些人必須帶來能使運動前進一步的東西；第二，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的偏見的任何殘餘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
《通告信》是繼《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後的偉大的綱領性文獻。它沉重地打擊了右傾投降主義，教育了黨的領導人和廣大黨員群眾，為黨在非常法時期的活動奠定了理論基礎，指導黨的活動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恩格斯說：在反社會黨人法時期，黨十分需要創辦一份政治性機關報。當時，德國黨的領導人決定在國外出版報紙，提議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擔任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反對辦報的人選。恩格斯尖銳地指出，赫希柏格等人在理論上一竅不通，在實踐上毫不中用。如果由他們掌握編輯人權，必將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敗壞黨的聲譽，遭到廣大黨員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和組織瓦解就將不可避免。[7]由於馬克思、恩格斯的堅決反對，迫使黨的領導改變主意。後來，倍倍爾帶領伯恩施坦到倫敦向馬克思、恩格斯承認錯誤，征得他們的同意，伯恩施坦從1881年起擔任《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工作。這家報紙1879年在瑞士出版，1888-1890年在倫敦出版。由於恩格斯的大力幫助和支持，報紙在反社會黨人法期間發揮了重大作用。
恩格斯十分重視培養年輕一代工人運動活動家。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驗，他發現倍倍爾是德國黨內“最有遠見、最精明、最剛毅的人物”[8]。於是，他與倍倍爾經常通信，幫助倍倍爾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實際鬥爭的藝術，指導倍倍爾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中堅持鬥爭。在恩格斯的培養教育下，倍倍爾成長為卓越的工人領袖，在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中起了重大作用。從80年代初期開始，恩格斯也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經常往來。那時，伯恩施坦擔任《社會民主黨人報》主編，考茨基擔任《新時代》主編。他們都很年輕，勤奮好學，具備一定的理論才能。恩格斯熱情幫助他們，支持他們的工作，批評他們在理論和政治方麵的錯誤傾向，希望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發揮更大作用。但是他們後來背離恩格斯的教導。恩格斯逝世後，他們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關懷、教導和幫助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很快克服了反社會黨人法初期的組織渙散和思想混亂狀態。1880年黨的維登代表大會認真分析了形勢，改變了鬥爭的策略，正確地把黨“隻用合法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改為“用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於倍倍爾等黨的領導人執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黨的力量得到恢複和發展，成為歐洲最強大、最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政黨。1889年5月，黨勝利地領導了魯爾地區10萬礦工的大罷工。1890年，黨在帝國議會選舉中獲得巨大勝利，35個黨員當選為議員。堅冰已經打破，浮冰開始流動。俾斯麥的垮台已為時不遠。
德國工人黨在選舉中的勝利，使恩格斯感到由衷的喜悅。但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選舉的勝利，會使一部分群眾以為用衝擊就可以取得一切，因而在沒有充分準備、沒有組織起足夠的力量時，就冒險從事，同反動派進行公開的決戰。這就會給反動派采取暴力提供借口。他一再警告黨的領導人，在勝利麵前必須采取克製的態度，不應該為了空洞的吹牛而使形勢變壞，不應該在勝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以致給自己的事業造成危害。另一方麵，他也嚴肅批判那些反對暴力革命的人，指出我們從來也沒有像善良的戰栗教徒那樣，如果有人要打我們的右臉，我們就把左臉也轉過去讓他打；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
經過長期的鬥爭，1890年3月，反動政客俾斯麥下台。同年10月，反動政府被迫廢除反社會黨人法。德國工人階級出色地經受了長達十二年嚴峻鬥爭的考驗。在這場關係到德國黨的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中，恩格斯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