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認識到，為了引導工人階級堅持正確的方向，必須反對來自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當時，以莫斯特、哈賽爾曼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報刊上公開攻擊黨的領導人，宣傳用暴力和個人恐怖的冒險手段對付反社會黨人法，反對進行任何合法的鬥爭。他們並且散布謊言，似乎恩格斯支持他們的活動。鑒於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對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馬克思指出，莫斯特等人對黨的領導人的公開攻擊，是愚蠢和荒謬的；比較安穩地住在國外的人，不應當使那些在國內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工作並作出巨大犧牲的人處境更加困難，而使資產階級和政府高興；莫斯特等人“已經不是對個別人的攻擊，而是對整個德國工人運動的汙蔑”。[4]恩格斯也指出，莫斯特等人是一夥善於玩弄革命空談的“英雄”。他們企圖通過內訌和陰謀來搞垮黨和建立新黨；他們的活動，完全迎合俾斯麥反動的政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像我們聽說的那樣，莫斯特散布謠言說我們支持他，那他是在撒謊。”[5]不久，莫斯特公開走上反黨的道路而被開除出黨。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組成的“蘇黎世三人團”所散布的右傾投降主義，是當時的主要危機。1879年，蘇黎世三人團在《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上拋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公然要求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性質，認為黨不應該是“片麵的工人黨”，而要大批吸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成為由“有教養的”、“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所領導的全麵的黨；他們胡說工人階級由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可能來認真研究有關問題，因而不能自己解放自己，他們鼓吹階級調和，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向非常法屈服，宣布黨“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他們勸告黨要采取“平靜”、“慎重”的態度對待德國專製製度，用“全部力量、全部精力”進行議會活動，達到某些最近的目的；他們甚至責備黨要對反動派實行非常法負一定的責任，因為黨“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資產階級的憎恨”，它用“不大乖的行動”給自己討來了反社會黨人法這根鞭子！馬克思、恩格斯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氣憤。1879年9月17-18日，他們聯名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白拉克等人發出《通告信》，尖銳地批判了蘇黎世三人團的錯誤，指出他們背棄了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曆史使命的學說，篡改了無產階級黨的性質，妄圖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通告信》指出，蘇黎世三人團麵對統治階級的瘋狂迫害，不是采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是主張全麵和解；不是對政府和資產階級作鬥爭，而是企圖爭取和說服他們；不是猛烈地反抗反動派的迫害，而是逆來順受，並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這是對統治階級的投降，對無產階級的背叛。
《通告信》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一場生死搏鬥；黨必須堅決與一切主張拋棄階級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劃清界限。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宣布：“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曆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麵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6]
《通告信》指出，蘇黎世三人團反對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企圖以補補綴綴的改良代替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鬥爭，必將使運動遭到失敗。這些人由於害怕任何行動而阻礙了運動，由於從來都看不見反動派而陷入了既無法抵抗又無法逃走的絕境；他們想把曆史禁錮在他們的狹隘的庸人眼界之內，但曆史總是從他們身上跨過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