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持馬克思一家的生活，使馬克思能夠專心致誌地研究經濟學，恩格斯自願從事“該死的生意”。從50年代開始，他不間斷地從經濟上支援馬克思。起初，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辦事員，薪金收入微薄，完全靠自己的節儉，才能擠出一點錢寄給馬克思。後來他的收入稍微增加，寄給馬克思的數目也越來越多，使馬克思一家不致挨餓。正如列寧所說：“如果不是恩格斯經常在經濟上舍己援助，馬克思不但不能寫成《資本論》，而且定會死於貧困。”[13]
馬克思深深為恩格斯的偉大犧牲精神所感動，同時也感到十分不安，不止一次地在給自己朋友的信中寫道：“坦白地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像被夢魘壓著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麵，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憂患。”[14]他多次對恩格斯說：每當想到要“榨取”自己的朋友，總是很過意不去。但恩格斯認為這是互相幫助，理所當然，“完全不在於誰在某個時候是‘榨取者’或‘被榨取者’，這種角色是會再調換的。”[15]
應該看到，恩格斯對馬克思的無私援助，遠遠超出個人友誼的範圍。他們兩人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所從事的是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對恩格斯來說，幫助馬克思是為了保護黨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保證他能夠為黨完成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對馬克思來說，接受恩格斯的援助，也是為了共同事業的需要。梅林十分正確地指出：“隻是根據這一點，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犧牲，而馬克思才接受他的犧牲。作出這樣的犧牲和接受這樣的犧牲，都同樣需要崇高的精神。”[16]
二、深入探討經濟學問題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探討的一個重要領域。恩格斯研究經濟學比馬克思稍為早些；同恩格斯的交往，是促使馬克思下決心研究經濟學的重要原因。
從1843年開始，馬克思就把研究經濟學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50年代流亡倫敦以後，他過著真正的“離群獨居”的生活，專心致誌地從事由於參加實際革命鬥爭而中斷的經濟學研究工作。當時倫敦作為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城市，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最合適的地方；剛剛建立的大英博物館圖書部，珍藏著豐富的政治經濟學文獻資料；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所有這些，為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工作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決定性階段。這個時期，恩格斯與馬克思不斷交換意見，共同探討經濟學問題，參與馬克思經濟學體係的創建工作。
馬克思在推翻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創建無產階級經濟學體係過程中碰到的許多重大問題，總是預先同恩格斯商量，取得共同的認識，使理論更臻完善。1851年初，他們研究了地租問題。馬克思寫信告訴恩格斯，李嘉圖把地租理論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上，其論點處處都和曆史相矛盾。因為科學和工業的進步，正在使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在這裏，主要問題仍然是使地租規律和整個農業的生產率的提高相符合；隻有這樣，才能解釋曆史事實，另一方麵，也才能駁倒馬爾薩斯關於不僅勞動力日益衰退而土質也日益惡化的理論。”[17]恩格斯完全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他說，李嘉圖關於土地肥力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遞減的理論，完全忽視了農業的進步，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早在1844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他已用科學耕作法的成就批駁過土地肥力遞減論，不過那時還缺乏係統的論述。他為馬克思已經徹底弄清問題而高興，半開玩笑地對自己的朋友說：“毫無疑問，你對問題的解決是正確的，這使你有進一步的理由獲得地租問題經濟學家的稱號。如果世間還有公理和正義的話，那麼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現在應該歸於你，這是你有權要求的最低數目。”[18]恩格斯對新地租理論表示滿意，使馬克思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