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的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1848年德國革命的爆發，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革命爆發時，德國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國家被三十六個意圖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貴族享有政治特權，封建土地所有製差不多到處居於統治地位，財富不斷增長的資產階級不堪忍受封建的束縛，要求更快地擴展工業和貿易；人數眾多的城市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在社會上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經濟地位極不穩固，他們的政治態度也動搖不定；分為不同部分的農民階級分散於廣大地區，很難達到大多數意見一致，但農民中的小自由農、封建佃農和農業工人，在革命進程中是會一個跟著一個參加進來的；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方麵落後於英國和法國的工人，然而在一些工業發達的區域，已經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核心，1844年西裏西亞和波希米亞的工人起義標誌著無產階級運動的開始。總之，德國社會充滿著深刻的矛盾，各個階級的關係錯綜複雜，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對封建專製統治強烈不滿。由於這些因素，最小的衝突也要引起嚴重的革命，“資產階級準備推翻政府，無產階級則準備隨後再推翻資產階級，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政府卻頑固地沿著那條必然要引起衝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國已處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沒有法國二月革命的促進，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發的。”[21]
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由各種階級矛盾的激化所引起的革命，決定曆史發展的方麵，加速曆史發展的進程。隻有革命，才能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衝擊和摧毀壓在被壓迫人民頭上的枷鎖，檢驗一切政黨、政治人物的理論觀點和政治主張，“正是舊的複雜的社會機構中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階級對抗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發動機；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地產生和迅速地成長，它們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震動時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一百年還走不完的途程。”[22]
參加革命的群眾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成分組成的。在德國，革命整個說來受資產階級領導。恩格斯指出，德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害怕工人農民，因而在維也納和柏林起義後，不是把革命向前推進，而是急於與被推翻的封建製度的擁護者訂立聯盟。舊的製度被原封未動地保留下來，所有文武官員一個未動，資產階級閣員們很願意同國王保持最親善的關係，用王位作為防範“無政府狀態”的屏障。德國資產階級不僅聯合反動派反對工人階級，而且在革命後立即反對他們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農民。這樣，在經過流血衝突和軍事屠殺之後，封建製度便在昨天還在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手下恢複了。資產階級對自己最好的同盟者的可恥背叛，遭到曆史的譴責和懲罰。這是罪有應得。
在維也納和柏林的人民勝利之後產生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背叛了人民的意誌。恩格斯指出，人民希望議會解決德國統一和廢除封建專製製度的問題，但這個自稱是體現了德國思想和學術的精髓的會議，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最輕微的人民運動懷著無限的恐懼。它宣稱自己是偉大的主權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卻從來沒有企圖也沒有力量使別人承認自己的要求。議會的辯論沒有任何實際結果，甚至沒有任何理論價值，隻不過重複一些陳腐不堪和無聊乏味的老生常談；議會泰鬥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報刊上早已刊登過一千次，而且比他們說得要好一千倍。這個自稱為德國新的中央政權的機構，根本沒有實現人們久已渴望的德國的統一。它沒有廢除一個君主，沒有加強德國各個分散的省份之間的聯係，沒有費一點力量去摧毀各國的關稅壁壘，甚至沒有打算去廢除在普魯士到處妨礙內河航行的苛稅。這個可悲的議會，後來不光彩地消失了。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議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間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統統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後又把他們徹底葬送，“資產階級期待奇跡，但是卻給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掙來了恥辱。工商業資本家階級在德國遭受的失敗，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慘重。……政治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的形式），在德國永遠不可能實現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