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恩格斯再次精辟地論述了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嚴厲批判了領導巴登起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指責他們的軟弱無力、動搖不定、指揮失當、組織渙散，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熱情歌頌了革命軍隊的英勇頑強精神，特別是參加起義的城市工人的革命氣概。恩格斯指出，在戰爭中，永遠需要勇敢地麵對敵人。頑強奮戰後的失敗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失敗了，但是“它讓敵人看到，四倍的兵力還是不足以把它擊潰，十萬正規軍與兩萬起義者接觸時，他們在軍事上不能不對這兩萬人懷著巨大的敬意，就像他們麵對的是拿破侖的老近衛軍一樣”。[24]
歐洲大陸各國的革命已先後被反革命勢力鎮壓下去，很難想象出還有什麼失敗能比歐洲大陸各個革命黨在全線各個據點所遭受的失敗更為慘重的了。但恩格斯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他認為由於引起革命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革命必然還會發生。為了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國資產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而法國資產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空前的鬥爭嗎？資產階級不正是在複辟了的帝製以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鞏固的時刻才最接近自己的勝利的嗎？因此，如果我們被打敗，我們就要再從頭幹起，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傑作。本書各篇文章在《紐約每日論壇報》連載時，受到編輯和讀者的歡迎。恩格斯逝世後，馬克思的幼女愛琳娜於1896年出版本書的英文單行本，同年出版了德文譯本，後來又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在世界各國廣泛流傳。
四、反對流亡中的大人物
恩格斯遷居曼徹斯特後，繼續與馬克思密切聯係，並肩戰鬥，在反對流亡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的鬥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19世紀50年代初期，聚集在倫敦，被馬克思、恩格斯諷刺地稱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是一堆“法蘭克福議會、柏林國民議會和下院的前議員，巴登戰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國憲法這出喜劇的泰鬥們，沒有讀者的作家，民主俱樂部裏和代表大會上的空談家，第十流的報刊作家等等人物組成的混合體”。[25]他們對理論一竅不通，硬要憑借主觀想象製造革命，用荒謬可笑的冒險行為欺世盜名；他們把流亡變成營業或官職，到處招搖撞騙，乞求施舍，敗壞革命者的聲譽；他們攻擊和誹謗馬克思、恩格斯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拉攏在革命的緊要關頭缺乏自製能力的人們，引誘無產階級離開獨立發展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費很大精力，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
從1850年秋天開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和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的會議上，在給各國盟員和政治活動家的書信中，特別是在他們於1852年5-6月間合寫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對於金開爾、盧格、維利希、司徒盧威等流亡分子空虛的精神世界，荒謬的哲學觀點，搖擺不定的政治態度，爭名奪利的可鄙行徑，作了無情的揭露、辛辣的諷刺和深刻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活動，對革命的危害性極大。他們不顧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再度繁榮，革命已經處於低潮的客觀條件，硬要憑借主觀想象製造革命。在他們看來，搞革命就像修鐵路一樣，隻要有錢，要鐵路就可以有鐵路，要革命就可以有革命。他們玩弄各種無聊的把戲，組織什麼流亡政府、歐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發表莊嚴堂皇的文告。這種把革命當做兒戲的冒險活動，既反映了他們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也暴露了他們卑劣的權力欲，並且“給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國逮捕許多人，在全國各地鎮壓一切運動，並且利用倫敦的可憐的草人……來嚇唬德國的小市民”[26]，這就清楚地表明，流亡中的大人物，實際上成了反動政府鎮壓革命群眾的幫凶，迎合了反動政府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