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張作霖、馮玉祥破裂之前，段曾派我到河南、長江各處去接洽。回北京後，段又派我到包頭去勸阻馮玉祥不要用兵。我回來將各方非打不可的情形詳細告訴段，勸他以馬電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不能實現為理由，自動下野。段說：“現在有五十幾個國家的代表在北京開關稅會議，我若毅然決然宣布下野，國際友人不免責備我們對國家太不負責任。”其實就是戀棧，不肯放手，提得起放不下的一種表現。一直等到張作霖戰勝馮玉祥，自稱大元帥，段才被逼迫下台。我則留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辦完府院移交，然後赴津。
(五)段祺瑞每天個人的生活，一貫都是念佛經，睡午覺，下圍棋，打麻將，這成了他經常的習慣。因此每天的時間，就被這些事情占去了大部分。在當時他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人，因有上述事情，致使許多軍政事務，遂不得不假手於人。例如徐樹錚在他左右專橫跋扈，不但使北洋派分裂，而且激起各方反感，各方越是攻擊徐，他越重用徐，他素來就是抱定用人不疑的態度，這也是他剛愎自用的一個方麵。
(六)段氏平昔性情戇直，對人對事，隻要他主觀認為不對，便無所顧忌，直言不諱，向來不采取陰謀暗殺手段。他是以儒、佛教的道德觀念為基礎，並以此作為他分析事物的標準的。這是與他的封建思想分不開的。他在執政時代，完全受張作霖、馮玉祥的挾持，但他決不以周末天子自居，遇有抵觸他的地方，他仍然是函電交責。他心目中總認為張作霖是胡子出身，馮玉祥在他作統製時當過兵。又如當時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鍾麟到執政府，段往往在許多負責人會聚的場合，指著鹿鍾麟說：“這是我從前的兵。”後來張、馮破裂，馮想將段捉走，而執行的人就是鹿鍾麟。鹿固然是執行馮的命令，但鹿個人對段不滿，也是段不良作風所促成的。
(七)回憶有一次在段家陪他打麻將，我比吳光新、陳樹藩二人先到，段在閑談中向我說：“二庵(陳宦)才有餘而德不足，袁項城做皇帝，陳事前竭力慫恿，以此來取信於袁，袁就派他帶兵到四川主持軍民兩政；帝製失敗時，陳又宣布獨立，就做人方麵、政治道德方麵來說，都是不應該的。”正在談這段話將完的時候，陳樹藩也到了，段問左右，還約得有哪位？回答說，還有吳總長(即吳光新)。陳樹藩便衝口而出：“老師一生許多的事都誤於吳三爺(即指吳光新)。”段便說：“小學生又在亂說，小學生又在亂說(因陳樹藩係段作保定速成學堂總辦時的學生)。”段用笑話來解答，還是有袒護不肯認錯的意味。又如有一次在天津他家打牌，三缺一的時候，他家裏就打電話把陸宗輿約來。打完牌，陸先走，段向我說：“打牌雖是遊戲，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壞來。陸打牌時，鬼鬼祟祟的樣子惹人討厭，別人的票子都擺在桌上，他卻裝在衣袋裏，隨時摸取。別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別人不痛快。”我說：“陸既是壞人，老總過去為什麼要重用他呢？”段回答說：“項城重用他，我並未曾重用他。”其實五四運動時，陸宗輿任幣製局總裁，就是段作國務總理任命的。因五四運動以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為對象，段才把陸撤換。這可以看出段不肯認錯的秉性。假使當時不是全國各地罷工、罷市、罷學要求懲辦賣國賊曹、陸、章，段還是不會撤換他們的。
以上這些點滴細故，都是我親身經曆，所謂觀人必於其微，從小可以看大。
(鄧漢祥)
我在段公館的所見所聞
1912年冬天，我才21歲，從家鄉來到北京城，想找個小事。有個親戚在袁世凱的大太太於夫人那裏當保姆，我便去投奔她，找她給想點辦法。她說：“陸軍總長段祺瑞的太太張夫人，是我們夫人的幹女兒。我跟她說說，介紹你到段公館裏去當差吧。”經她跟張夫人一說，小事一樁，自然一說便成。我就到段公館，見著了管事的孫榮貴。他派我先到馬號裏幫忙，說有機會再安置我。
當時段公館還在西堂子胡同，轉過年來，就搬到了府學胡同，我仍是在馬號打雜。段祺瑞有三輛馬車，養了六匹馬，用了十幾名馬夫，有趕車的，有跟車的，還有個號頭。我當時隻是吃三頓飯，不拿工錢。宅子裏的罐頭盒、破鞋、爛紙，這些破的爛的都歸我，每月拿到街上賣個塊兒八毛的，便是我的零花。再有就是馬夫們夜間短不了打牌，每天打個三十五十銅子兒的頭錢，也歸我們三個打雜的平分，貼補著零花。
這樣幹了一年多，人緣總算還不錯。當然，公館裏麵當差的誰都管得著我，都是我的“婆婆”，隻要誰一張嘴我就得滾。為了吃口飯，我當然不敢得罪人，一味賣力苦幹，日子長了，大家便都誇我不錯。廚房裏先看上了我，把我要到廚房裏去打雜。沒有兩個月，號房又把我要過去了。
我在段公館裏的頭兩年，全是光吃飯不開工錢。一天，我和那位親戚一提，她又向張夫人說了說。鬧了半天，貴人多忘事，張夫人早把我這個碴兒給忘了，經我的親戚一提，她這才跟管事的提了一聲，算是正式把我安插在號房裏了，每月可以領兩塊工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