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中旬，段祺瑞偵察得到吳佩孚給曹錕的通電主張，以湖北、江西、江蘇、福建四省的兵力進攻浙滬，以齊燮元、孫傳芳主持其事。段將原電抄送盧永祥，盧立即派我到沈陽接洽張作霖，希望張在軍事上一致行動。我晤張說明來意，張肯定地說：“曹、吳不會打浙、滬。”我說：“假使他要打，奉天又怎麼樣呢？”他還是支吾其詞。經我反複陳述利害，他始勉強敷衍，請我先同參謀長楊宇霆談一談再說。但楊言談間不願打仗的意思比張更為堅決，我們兩人的談話幾乎爭吵起來。最後楊勸我不必著急，他申明他是擁護合肥(指段祺瑞)的，茲事體大，應從長計議。當時奉天新派將領薑登選、李景林、韓麟春、張宗昌等都是主戰派。他們認為打起來才有發展機會。我把同張、楊談話的經過告知薑、李、韓諸人，李景林說：“我們可一同去見大帥，曹、吳若果打浙、滬，奉天決一致動作，前方軍事我們願負全責；若果曹、吳打浙、滬，我們作壁上觀，浙，滬失敗後，曹、吳必定進攻東三省，那時我們就無法報效大帥了。”薑登選說：“意思是應該這樣，但我們幾個人同時去說這番話，近於要挾，恐怕會弄成僵局，不如我一個人去說。”薑去見張後不到半小時，張便請我去，一見麵就說：“曹、吳要打我盧子嘉大哥，我非同曹、吳拚了不可。請你早點回去告訴子嘉，不要顧慮。”次日約我便餐，親交我複盧的一封信，語意比較空洞。我當即向他說：“雨帥你這封信，我交不了差。”張當時將原信收回，叫梁鴻誌和我商量，照我的意思，重新寫過，這可以說明這封信不是張的本意了。我到天津把這段經過告訴段祺瑞，並請示他我回浙江去應該怎麼說才好。段答複：“你就說奉天態度很激昂，在軍事上必能同浙滬一致行動；馮玉祥掉過來也不成問題，打的結果，曹、吳必定垮台。”我說：“假若照這樣的話去告訴盧子嘉，打起來之後，奉天不來氣，我就成了欺騙盧子嘉的人。我的意思，對盧應該告知真相，使他心中有數；對一般將領，則說張的態度如何堅決，他的將領們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馮玉祥已經運動成熟，必能打倒曹、吳，以此鼓勵士氣。”段聽了我這番話，似乎對我就有了深刻的認識，也就建立了對我的信任。段一貫老氣橫秋，向來送客，僅在客廳裏站起來點一點頭；這次他不但送我出客廳，而且送至大門口。據他左右的人向我說：“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後來他對我很相信，可謂不是偶然的。
1917年11月10日，段派所包辦的臨時參議院在北京成立。貴州軍民兩長派出的參議員唐爾庸、孫俊之、徐尚之三人與我是同鄉，並有相當交誼。王揖唐競選參議院議長，就來托我向唐、孫、徐等遊說投他的票。王當選後，對我表示感謝，曾請徐世昌親筆書聯，裝裱完好，親自送來；一麵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派我為國務院谘議，每月送薪水300元。這就是我同王揖唐在政治上打交道的一段經過。1918年8月12日，臨時參議院宣布結束，所謂安福國會也就宣告成立。這些議員的產生，完全是由金錢的賄選和政治力量的壓迫，以及偽造選票而來。其中大多數都是過去科舉時代的秀才、舉人、進士之類，以及新舊官僚政客等，光怪陸離，冶為一爐。貴州方麵，因為西南各省反對段祺瑞破壞法統，偽造民意機構，貴州也就沒有參加。安福國會成立後，王揖唐又當選為眾議院議長，梁士詒為參議院議長。在其中操縱包辦的，完全是王揖唐等段派爪牙。此時在北京安福胡同組織國會議員俱樂部，議員每晚公開或秘密開會，以及王揖唐拉攏和運用議員，都在此處進行，而且打牌、叫八大胡同的姑娘，也是在這裏。安福國會的名稱即由此而來。凡是與段有關的人，都給他戴上一頂安福係的帽子。我雖不是國會議員，但因與王揖唐有交往，王在安福俱樂部請客，我被邀也曾去過幾次。當時替王揖唐在會內外奔走接洽最活躍的即王的秘書長光雲錦(安徽人)、議員王印川(河南人)、鄭萬瞻(湖北人)、黃雲鵬(四川人)等。安福係幕後的提挈支配者，則是徐樹錚、曾毓雋。徐一貫在段左右，專橫跋扈，為段氏惟一信任的人；關於安福國會公開、秘密的一切費用，都是由曾為交通總長時曾撥出，所以王揖唐不得不仰徐、曾兩人的鼻息。至於出賣風雲雷雨的姚震，則是自拉自唱，無關輕重。據我回憶，所謂安福係並沒有什麼組織，因為段在北洋派掌握政權甚久，其左右憑借段的關係作威作福，所以每一提及安福係三字，就會給人以惡劣的感想。
曹錕、吳佩孚被打垮後，張作霖、馮玉祥及各省軍政當局公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於1924年11月21日在北京組織臨時政府。凡立法、行政、海陸軍權，均集於執政一人之身。當時許士英、王揖唐、曾毓雋、梁鴻誌以及國會方麵的湯漪、章士釗諸人，均常參與段氏的大計。他就職的“馬電”就是采納這些人的建議發表出來的。段氏息影津門，久蟄思起，自己本身無實力，要依靠軍閥們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其失敗乃事理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