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冬，有一天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到上海卡德路我的家裏，作長時間的談話。汪精衛等談話的要點，是打倒曹、吳之後，孫中山、段祺瑞對國家的責任問題，也就是說孫、段的安排問題。他們主張：如果孫任大總統，段就應該作國務總理；或段任大總統，孫任總理亦可。總之，應事前商定，以免臨時發生意見分歧。我的回答是，當然以孫作大總統為最適當。我並到杭州轉達盧永祥。盧一麵密電張作霖征求對此意見，一麵約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到杭州麵商，後來僅汪精衛一人赴杭。時張作霖的回電已到，堅決主張擁段拒孫。於是盧對汪懇切表示：讚成孫任大總統，段作國務總理，但必須商得張作霖同意。其用意就是自己討好，而使張去作惡人。跟著汪要到沈陽晤張，並約我同去。我因洞悉內情，極力推辭。盧也說我另外還有事情，走不開。汪到沈陽後，張對汪直截了當地說他們是要擁段的。汪大失所望而返，經過天津見段，言談間段亦有舍我其誰之意。這是孫、段、張產生裂痕的遠因。1924年10月曹、吳被打垮後，孫中山北上共謀國是，段祺瑞曾電孫歡迎；而段宣布政見之馬電，事前卻沒有商之孫中山，孫大為不滿。孫提出對國民會議組織的商榷意見，段亦未接受。孫、段間竟致弄成僵局。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我迭次向段進言，請他務必親往吊唁，借以緩和國民黨方麵的感情。在開吊的那天，段已準備好要去，而姚震等極力阻止，並說去到那裏，一定會發現手槍、炸彈的危險，段因而中止。因此國民黨人異常憤怒，李烈鈞並公開大罵。國民黨便堅決表示不與段合作，僅楊庶堪一人違反黨紀去就任段政府的農商部總長。總括說來，是段對不起孫而造成的。
段祺瑞就職後的措施，標榜集思廣益，對外交及政治、經濟各要政，組織外交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協助進行。凡關於外交事項，必先由外交委員會研討，提出具體意見，然後交國務會議通過，由外交部負責執行；凡關於政治、經濟重大事項，亦必先交專門委員會討論，擬訂辦法，交國務會議通過，由主管部負責執行。兩個委員會的人選，已不能完全詳記，僅就回憶所及，開列於後：趙爾巽、梁士詒、許士英、葉恭綽、陳宦、曾毓雋、王揖唐、林長民、曹汝霖、沈瑞麟、梁鴻誌、湯漪、章士釗、鄧漢祥等。每次開會結果，推曾毓雋同我向段報告。茲就我在外交方麵有關事項舉例如下：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漢口於6月10日也相繼發生慘案。段祺瑞根據外交委員會提議，派我前往調查處理。當時湖北督軍蕭耀南對群眾運動仍采取二七慘案的高壓手段來迎合英方。於是武漢三鎮人民，感於外受帝國主義的欺侮，內被軍閥殘酷壓迫，憤不可遏，風潮因之日益擴大。我到武昌後，首先勸蕭耀南改變態度，應以人民為後盾，向英方提出嚴重抗議，才是正當辦法。蕭原是曹錕、吳佩孚的爪牙，他為保全地位，企圖取得段的信任，對我甚為敷衍，我的主張，他完全接受。我一麵約指導群眾運動的李漢俊(即李書城的胞弟)、鄧某(是否鄧初民記不清楚)等商洽，要他們提供英人慘殺群眾的材料，以作參考。我根據各方意見，電段報告。在當時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情況下，段政府雖根據事實嚴厲交涉，但終未得到英人道歉懲凶賠償的結果。
段執政時我所經曆的一鱗半爪
(一)段祺瑞過去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以西南為對象。此次上台，則主張拉攏西南，並指派我負責接洽。1925年4月，劉湘、劉文輝、鄧錫侯、賴心輝、袁祖銘等派代表到北京，請求罷免楊森四川督軍職務，以安川局。楊亦派代表向段輸誠，請求維護。當時我建議扶持劉湘統一四川，段則偏重楊森方麵。段向我說：“劉湘等幾部分聯合反楊，猶如手掌一樣，五個指頭伸起打出去，容易折斷；楊森雖是一部分，猶如拳頭一樣，打出去是有力量的。川事不能從人的多少來判斷。”我說：“我們扶助劉湘等，如果打勝，則四川實力派從此就可以拉攏過來；即使打敗，楊森也絕對不能把幾部分同時消滅完。若是扶助楊森，楊是曹錕、吳佩孚的忠實爪牙，楊如若打勝，我們是替政敵培養勢力；楊若打敗，則劉湘等對中央既來依附，卻未得到扶持，必然會遠離，甚至或演成過去獨立局麵。”段聽了這段話，立即轉變態度，下令免楊森督軍職，任命劉湘為四川軍務督辦，劉文輝為幫辦，賴心輝為省長，鄧錫侯為清鄉督辦，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楊森拒不受命，遂發生戰事，結果楊森失敗，率殘部由川東退入鄂西。這是我同四川軍閥發生關係的開始，也是後來入川的遠因。
(二)執政府成立後，湖北督軍蕭耀南派財政廳長黃孝績入京，由我陪同去見段祺瑞。黃對段說：“蕭督軍是執政任統製時的士兵，由當兵直到主持一省軍政，都是執政培植的，他愛戴執政，猶如赤子之對慈母。”說了許多恭維肉麻的話。段的回答是：“你告訴蕭督軍，他是一省的疆吏，他對國家對人民好，才是正當的；對我個人好，有什麼意義呢？”黃聆悉之下，始而惶恐，繼又采取拍馬屁的方式說：“執政是國家的元首，他對執政好，就是對國家人民好。”跟著黃又報告了一些湖北的情形，才辭別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