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曹錕、吳佩孚、張作霖聯合打倒段祺瑞後，直奉兩方遂掌握了北京政權。曹、吳係在英美帝國主義所卵翼下成長起來的，也就是英美侵略中國的代理人；張作霖則一貫倒向日本；段祺瑞更是走日本路線的。段塌台後，日本方麵不得不加緊扶持張作霖。由於英美同日本對華侵略的矛盾，曹、吳、張同在帝國主義者的支配下，決不能合作。加以戰勝皖係後，對於收編段祺瑞所部參戰軍和物資的爭執及江蘇、安徽等處地盤的分配，張作霖也想乘機染指，他們這些人，都隻知道爭權奪利，所以彼此間的鬥爭，便日趨尖銳化。
關於內閣總理的問題，靳雲鵬同張作霖有兒女親家的關係，與直係也素有勾結，因此直、奉兩方都同意靳組閣。所謂大總統徐世昌，一舉一動都是仰承直、奉兩方的鼻息，更不敢有異詞，這就是靳雲鵬當時取得內閣總理的原因。靳本是段派的主要幹部之一，清末李經羲任雲貴總督，請段祺瑞介紹軍事專家，段即舉靳以對；後來靳得任雲貴總督衙門的軍事總參議，來源就是如此。民國成立後，段祺瑞在袁世凱倚重信賴下，掌握了軍政大權，靳雲鵬、徐樹錚也就成為段的左右手。靳、徐二人因爭寵爭權，利害衝突，段又袒護徐，對靳遂逐漸疏遠。尤其在段任邊防督辦的時候，徐任參謀長，靳為陸軍部總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南各省因反段之故，主張將參戰軍交出來，靳認為參戰軍應交歸陸軍部，徐樹錚堅決反對，段同意徐的主張，對靳更加不滿，於是靳就背叛段而倒入直係及奉係方麵。靳任國務總理後，在直奉挾持之下，勢難兩麵討好；而梁士詒領導的交通係，在交通財政方麵，比較有力量，從財政上多方扼製靳雲鵬，使他對軍餉及機關經費都無法支應。靳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不得不知難而退。梁士詒一貫走日本路線，同張作霖又素有聯絡，在張的支持下，梁竟取靳的國務總理而代之。當時參加所謂華盛頓會議，北京政府代表團完全仰承美帝意旨。而梁內閣又係親日派，梁主張贖回膠濟鐵路，但必須向日本借款。美日間的對華矛盾，又促成直奉鬥爭的加劇。吳佩孚曾通電指責梁士詒賣國，舉出了一些梁勾結日本的事實；直係各省督軍都紛紛響應吳的通電。張作霖也就公然站出來替梁伸腰，並正麵攻擊吳佩孚。約在1922年四五月間，直奉兩方就在長辛店、固安、馬廠等地發生激戰，張作霖打敗後退出關外，由奉吉黑三省議會公推他為保安總司令，打出自治招牌，脫離北京政府。這時張作霖認為要報複曹、吳，非聯段祺瑞不可；段的權欲思想，本極濃厚，又欲圖再起，更認為非借重張不可；故段、張二人，又由分而合。
盧永祥本係山東人，他對段祺瑞向來崇拜，為擁段最忠實的軍閥之一，對曹錕則一貫鄙視。段失敗後，盧不甘心投降曹、吳，也在浙江打出自治的招牌，以浙江善後督辦的名義，來統治浙省。但段派勢力形同瓦解，盧有一木難支之感。我與盧素有往來，他知道我同西南方麵有些聯係，在徘徊瞻顧之中，特專函約我到杭州代他策劃。當時我向他建議，在實力派方麵，必須與張作霖切實聯合，共策對付直係；一麵須同孫中山先生及西南各省溝通一氣，遙為聲援，造成一種反曹、吳聲勢浩大的局麵，這樣，就不會陷於孤立。他聽了我這番話，也就感覺興奮，極表讚同。這時候我任黔軍代表，常住上海，他便委托我同西南方麵代他聯係。自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在滬被刺後，我同王伯群短期回黔轉滬，盧懇切約我相助，並托我代表他往津奉向段、張商洽進行。我先到沈陽，同張作霖商量結果，奉浙兩方在政治上互相呼應，在軍事上做到攻守同盟，誓與曹、吳不兩立；打倒曹、吳之後，即擁段上台。張此時同段已釋嫌修好，擁段的話，即出於張口。張除經常派人同段接洽外，並指派薑登選、楊毓珣為駐滬代表，著手布置，先運動國會議員由北京移滬開會，使曹錕想作總統的美夢無法實現。關於這部分所需經費，完全由浙省負擔；如何進行，亦由盧同段負責。另一方麵運動馮玉祥倒戈，利用直係動搖分子，分化直係內部。這些工作，認為非段莫屬，所需要的費用，張願意撥付(張先後撥交段的款項約有300萬元)。我由沈陽轉到天津，將同張所商定的一切詳告段祺瑞，段甚為滿意。關於與馮玉祥接洽及收買直係動搖分子的工作，係由姚震、段宏業、魏宗瀚等秉承段的意旨進行。關於這部分的情況我因未躬行其事，知道不詳。我回浙後，轉述同張、段商洽的經過，盧永祥對張作霖坦率態度，更為高興。他慨然向我說，關於運動國會的經費，他決定撥100萬元給我，並囑我立即再赴天津商同段祺瑞積極進行。我到津見段時，始知國會方麵，不讚成曹、吳的議員，已同段有所接洽，從此便更進一步由國會議員中有代表性的，如章士釗、湯漪、楊永泰、褚輔成等向參眾兩院進行活動，願到滬開會的先送旅費300元，每月生活費300元。在規定數目之外，我又另外撥4萬元來分送他們。我回憶所謂800羅漢，在我手裏支用過錢的，就有700人左右。後來曹錕以5000元一票進行賄選，這些在我手中拿過錢的，居然又潛回北京去投曹錕的票，當時一般人都呼之為豬仔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