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到這項命令以後，就由蔣雁行召集，大家聚會在一起，交換一下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先向段祺瑞請示，看他怎樣處理。於是就由蔣雁行帶頭，五個人一同去見段祺瑞。不料段祺瑞對我們說的都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話：“司法獨立，我不便參與意見，你們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大家不得要領，隻好一同退出，約定第二天同到軍法司調閱預審卷宗，再定辦法。
第二天，我們先後來到軍法司，軍法司司長向我們簡單地報告了審問的情形，還把有關的卷宗取了出來交給我們。卷宗裏麵有幾次預審的訊問筆錄，我們草草翻閱了一遍，便決定日期開庭審理。
到了開庭這一天，蔣雁行和我們先聚集在一起商量怎樣對雷震春進行審訊。按說，蔣雁行是主任審判官，我們四個人都是陪審，自然應當由蔣雁行訊問，可是蔣雁行卻推托說：“我和雷朝彥(雷震春字)是多年的袍澤關係，我來問，恐怕不合適吧？”於是這幾位審判官都互相推諉起來。這個說“他曾經是我的長官”，那個說“他是我的老師”，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肯負責。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都是北洋的舊人，論起關係來，誰和雷朝彥沒有點私交？我在武衛右軍步隊兵官學堂當學生的時候，他是第三營後隊領官，論關係，我和他也是多年的關係。不過，政府既然叫咱們審問，到了開庭的時候，這樣你推我讓，不聲不響，豈不是一場天大的笑話。你們都不好意思問，我問。”於是決定由我發言。
軍事法庭的布置倒很莊嚴，蔣雁行居中一坐，我們四個人分坐在兩邊，旁邊有書記官記錄口供，兩麵還站立著若幹士兵。蔣雁行吩咐把被告雷震春帶上來。雷震春帶到法庭以後，態度還相當恭順，向上鞠了個躬，就聽候我們訊問。我先照例問了雷震春的姓名、年齡、籍貫，就按照預審的筆錄念給他聽，問他是不是這樣。他點頭說是，於是我又接著念下去。這樣一段一段念完以後，他都一一承認了。我就說：“雷震春，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他說：“我沒有什麼說的。”這樣，我就吩咐衛兵把雷震春還押，算是結束了公審這一幕。
公審以後，我們一同核計，應當判他個什麼罪名呢？根據當時的陸軍刑法，可以判處死刑，也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我們擬了個無期徒刑，拿著判決書的稿底，五個人又由蔣雁行帶頭去見段祺瑞請示。段祺瑞隻說了一句“你們很受累”，對於判刑的輕重，卻沒有表示意見。於是我們就按照原擬的“無期徒刑”對雷震春宣判，了結了這樁公案。
馮麟閣沒有經過軍法會審，處理的經過我也不清楚，隻知道管押不久，就由江朝宗出頭，保他出外就醫了。雷震春押了不到一年，也被釋放出來了。
我始終沒有到庫倫去就任，掛名當了半年多的都護使，就向政府稱病呈請辭職，改派陳毅繼任。三任都護使，都是姓陳的，這倒也是巧合了。
至於陸軍講武堂，我還一直負責辦理下去，一共辦了若幹期，才告結束。
陳文運
張作霖與段祺瑞瓦解直係詳情
1917年7月，馮國璋就任代理總統，段祺瑞仍為國務總理並兼任陸軍總長，府院不和也愈加深刻，馮段之間的矛盾日益激烈與表麵化。馮為擴大個人勢力，掌握京津，背著段祺瑞，與當時北京九門提督步軍統領李長泰暗中商定，成立18個獨立團，向日本訂購可裝備四個師的軍火武器。不料事機不密，為段探悉，段急派陸軍部親信冷聘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前往奉天，通過丁超(奉天軍械廠廠長)、楊宇霆(奉天督軍公署總參議)與張作霖密商劫留這批武器共同夥分。張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隊隨同冷聘漁到秦皇島。冷聘漁事先已準備有陸軍部接收軍火的證件，待日本軍火船“清快丸”抵岸後，即辦妥手續予以接收。從此奉係與段係種下善因，為張作霖二次進關伏下引線。
1924年直奉戰爭之前，張作霖已早與段祺瑞、李長泰等往還密約，張答允供應段等勾搭直係內部倒戈所需款項及酬應等費，以便在關內買通直係軍隊。但在此期間，段祺瑞往奉天取款很費周折，一方麵要選可靠人員而同時又為奉方所信任，一方麵又要避免軍政顯要出麵，以防走漏風聲。當時段祺瑞族叔祖段永彬開設廣懋煤礦公司。段祺瑞為掩人耳目，遂與段永彬密商，擬以廣懋煤礦公司名義出關辦理取款之事，我當時任廣懋煤礦公司經理，段永彬遂找我相商，並往見段祺瑞。經研究，認為我與楊宇霆在北京係舊相識，在奉天與當地巨商李陽春又係友好，因而決定派我以商人身份作掩護，來拉扯這項勾當。臨行，又商定如何以密碼電報聯係，如何通過山海關檢查等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