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到西城錦什坊街武定侯胡同去看陸軍部次長張仕鈺。他是武衛右軍炮兵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在督操營務處當過監戰委員，很受袁世凱的賞識。民國以後，曾在總統府統率辦事處供職。他和我多年同學共事，又有親戚關係，所以我先去看他。到他家裏一看，客廳裏已經坐著一兩位客人，過了一會兒，陸陸續續去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說不出什麼來，我也不便坐，就告辭出來。張仕鈺特意把我送到大門口，他悄悄向我說：“二哥，這件事目下還看不出個眉目來，最好你別跟在裏麵摻和吧。”
我離開西城錦什坊街，就坐車到西單牌樓堂子胡同去看陸軍總長王士珍。恰好在座沒有旁人，我就問他複辟的來曆，以後應當怎麼辦。王士珍含含糊糊地說：“我也摸不清是怎麼回事。老弟你看怎麼辦？”他對複辟沒有表示反對，可是也沒有什麼具體表示，等於無形中默認了。我敷衍了兩句，又坐車到旃壇寺後邊的五龍廳去看參謀次長陸錦。我問他什麼看法，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隻是說：“這些事咱們也管不了。”我聽他的口氣，也是讚成帝製的。陸錦說起來也是我的老友，他既不表示什麼態度，我也不便深問。這一天我在北京城裏拜訪了若幹要人，一般都是模棱兩可。除了張仕鈺勸我“明哲保身”之外，王、陸等人似乎都是讚成複辟的。事後我才知道，宣統複辟以後，王士珍和張勳一樣，被任命為內閣議政大臣，還兼任參謀部大臣。陸軍部尚書是雷震春，陸錦還作了他的次長——不過不稱做次長，又恢複了前清時代“侍郎”的頭銜了。難怪他倆當時不向我表示反對複辟了。
我坐著馬車在北京城裏轉了大半天，始終不得要領，隻好沒精打采地吩咐馬車夫回轉紅羅廠籌備處去。在回去的途上，靈機一動，我忽然回想起來幾個月前日本參謀次官田中義一前來訪華的一段往事。
1917年的春天，日本參謀次官田中義一前來中國遊曆，北京政府陸軍部派我負責招待。
田中義一是日本軍人中有名的“政治家”，後來曾任政友會總裁、內閣總理大臣，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中臭名遠揚的“田中奏折”就是他的手筆。在日俄戰爭時，他在前線指揮，頗有戰功，因而一舉成名。那次他來華時雖然僅是一個參謀次官的身份，但他已經在日本軍政界中嶄露頭角了。所以中國政府對他來華訪問，也很重視，特別派我去招待他，陪同到各省遊曆。
田中的身材比我稍矮一些，但在日本人中已經算是卓然不群的了。他沒有穿軍裝，一身筆挺西服，加上他談笑風生，態度瀟灑，的確和日本一般軍人有所不同，很有點政客的派頭。他這次來華，隻帶了一個副官，一切生活起居，都由這個副官照料。和他同行的一個翻譯，是在北京臨時邀請的，原是中國陸軍大學的翻譯，一口北京話說得相當流利，名叫中島比多吉(這個人圍棋下得很好，是段祺瑞的棋友，後來參加了組織偽滿的活動)。他們一行三人，我也在講武堂中找了兩個人，陪著他們到各省去遊曆。
我陪同田中離開北京，從天津換乘津浦火車南下，首先在徐州下車。那時張勳的定武軍總司令部就駐在徐州，帶了隨從在車站對他表示歡迎。除了公開宴會的場合之外，田中曾和張勳密談了一次，談了兩三個鍾頭，隻有翻譯一人在座。張勳和我早在武衛右軍時代就熟識，他和我父親還是換帖的盟兄弟，論起來他還是我的老世叔呢。我曾問張勳，田中談了些什麼？張勳淡淡地說：“他有什麼談的，閑扯罷了。”
由徐州又坐火車到了南京，受到江蘇督軍馮國璋(當時已經被選為副總統了)熱烈招待。田中說是來中國遊曆的，當然南京的名勝如明陵、燕子磯以及秦淮河、玄武湖等處，少不得要走馬觀花，應應故事。可是他又和馮國璋密談了兩三個鍾頭，照例隻有翻譯一人參加。我也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麼。
田中大概是個“中國通”，關於中國的情形，他知道得比一般中國人都更清楚。各地的名勝古跡，山川風景，他都如數家珍，了如指掌。所以他這次遊曆，要到哪裏遊覽觀光，都由他自己安排計劃，規定了日程，無需我們代勞。我雖名為招待，其實等於是他變相的隨員，一切行止，都由他自己決定。從南京到上海，又沿滬杭路到了杭州。杭州的西湖雖是世界上有名的風景勝地，但在田中義一眼裏，似乎沒有浙江督軍楊善德更使他感興趣。他又照例和楊善德密談了一番，才轉回上海。
回到上海以後，休息了兩天，決定改乘日本的輪船到湖北去。自從離開北京以後，這一路的食宿，都是我代表中國政府供應的，現在改坐日本輪船，就反客為主，由田中招待我們了。長江的輪船本來以飲食講究出名，而日本輪船因為田中的關係，供應更是特別豐盛。他一不用西餐，二不用日本飯，一日三餐，都是上等中國酒席。這次從上海出發，在田中的一行中，又增加了一個隨行人員，那就是後來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土肥原賢二。他當時的軍階還隻是大尉，正給阪西利八郎充當副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