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乘船到了武漢，照例到黃鶴樓、鸚鵡洲等處去點綴一番風景，而田中也照例和湖北督軍王占元作了一次秘密談話。在武漢逗留了一天，我們就乘坐京漢火車回到了北京。如果要依照田中原來的計劃，還要到中國東南、西南各省，盡量遊曆一番，不知怎麼，日本政府突然來電召他回國，他隻好遵照政府命令回到北京，作回國的打算了。
在我陪同田中出發到各省遊曆時，段祺瑞正在台上擔任國務總理。在這一段期間，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竟掀起了很大的波瀾。當我們回到北京時，段祺瑞已經因為對德宣戰問題，與大總統黎元洪政見參差。國會支持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總理。段就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到天津租界閑住起來了。
田中義一回到北京以後，我還陪他去逛了一次八達嶺，攀登了萬裏長城。在火車中，他忽然板起麵孔、煞有介事地向我說：“現在俄國的無政府黨、過激派鬧得很凶，將來必成大害。日本國內現在還沒有，是因為日本的在鄉軍人會(退伍軍人的組織)搞得很嚴密，這一類過激的書報，絕對不許一般人看。中國土地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組織這麼鬆懈，將來大有可慮。”說到這裏，他又鄭重其事地向我說：“你們中國有句俗語說得好，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你要抓住時機，不要錯過呀！”我不知道所說的是怎樣的英雄，怎樣的時勢，隻好敷衍應付幾句。我陪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除了日常應酬寒暄之外，很少談到國家政治，隻有這一次他卻打破慣例，向我發了一番議論，雖然不知道他命意何在，而給我的印象卻很深。
他在北京又住了幾天，忽然決定由東北乘坐南滿路火車回國。我就陪他乘坐火車，同到沈陽。他在沈陽，照例和奉天督軍張作霖密談了一番。
田中義一和張作霖秘密談話之後，張作霖忽然把我找去，也進行了一次秘密談話，在座隻有他和我兩個人。張作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你知道田中和我談了些什麼？”我因他問得很突然，隻有老實回答說：“不知道。”張作霖於是放低聲音，悄悄向我說：“他說中國革命，實行共和，本來日本是讚成的。中國革命成功，也是靠著日本支持。可是最近日本政府考慮，共和政體與中國的國情不合，最好還是恢複帝製，請宣統重新出來執政。”我聽了感到很意外，心想，難怪田中到各省和督軍們密談呢，原來是醞釀恢複帝製呀！我怎麼一點風聲也不知道呢！張作霖看我沉吟不語，就又向我說道：“我對他表麵敷衍了兩句，沒有表示可否。我看日本小鬼一定有一套鬼計劃，你回到天津的時候，可以把這種情形，向段先生談一談，讓他早作準備。”
我聽他說罷，自然連聲稱是。回到天津，忙去見段祺瑞，把我所知道的情形，向他一一報告。段聽了張作霖所說的話，連連點頭，說：“張雨亭這個人腦子還清楚。”他沒有往下深談，我也沒有再說下去。現在回想起來，張勳晉京複辟，顯然和田中義一的訪華，有著密切的聯係。
我垂頭喪氣地回到講武堂籌備處，剛剛坐下休息了一會兒，就接到天津打來的長途電話，是我家裏麵打來的，什麼話也不說，隻說有要緊事，趕緊回天津來。雖然電話的內容很是簡單，但不知怎麼，卻使我在漫天雲霧中發現了一線曙光。我看看表，才5點多鍾，決定當晚隻身回到天津去。
我沒有向講武堂的職員們作什麼安排，也沒有帶一個隨從，隨便吃了一點晚飯，就悄悄到東車站，買了一張頭等票，走進了頭等包房。這一天東車站顯得特別緊張，張勳的辮子兵背著大刀，在車站上走來走去，不知他們是在檢查行人還是維持治安。開往天津的火車上，旅客擁擠。在頭等包房裏，我發現很多麵孔很熟的人，但一個個麵孔鐵緊，仿佛都很嚴肅，熟識的人彼此裝作漠不相識，誰也不打招呼。一直到火車開出北京，開過豐台，大家才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車上多少活躍起來了。有一個交通銀行的職員胡筠(梁士詒的親信，後來曾任交通銀行總經理，在抗戰期間，乘坐飛機赴港，被日本飛機打下來，機墜，身死)，向我使了個眼色，走到包房外麵的過道上。他先向我打聽，是否知道這次複辟的內幕，我回答不知道。於是他就向我說起，在他離家以前，見著了警察總監吳炳湘。他說：“鏡潭(吳炳湘的字)對於複辟也是不讚成的，不過張勳拿槍杆子逼著，不敢說不幹。他負責北京的地方治安，如果扔下不管，關係著全北京一二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他隻好同他們敷衍著，借此維持北京的地方治安。他再三向我說，出京以後，見著有關的人，替他解釋解釋。北京地方有他負責，保證不出問題。可是他是堅決反對帝製的，一有機會，他就起來反對。今天咱倆遇見，好極了，如果你到天津見著有關係的人，就請你把鏡潭這番意思代為轉達轉達吧。”當時我也猜不透他這段話的真意所在，更不敢判斷吳炳湘的表示有無誠意，隻好點頭答應，彼此仍舊回到包房裏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