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對自己能窺破曹操心事頗為得意，他說道:“此《遺令》之意，曆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接著，他又鄭重其事地告誡學生:“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這位被老師視為“有識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寵若驚，連忙反過來恭維老師說:“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吹捧歸吹捧，司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們佩服。這種眼光，與他“見得真味”的讀書法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提倡讀書要存“疑”、要“入味”，不等於說就可以對文本作任情隨意的主觀發揮。毫無約束的“疑”，會變成“疑心生浪鬼”;毫無規定性的“入味”，會引得人走火入魔。為此，在讀書時保持一種“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狀態，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說讀書“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實著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或者如程頤所說:“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存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疑與入味，都應當避免過分的、刻意的人為操作成分，盡可能追求一種自然而然的認識過程。完美實現這一過程，關鍵在於要保持一種平心、易氣(即氣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氣，換一個說法，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為“心大則百物皆通，心滯則百物皆病”(俱見《近思錄》引)。心大，百物皆通，對世間萬物的理解自然達成，這叫“優遊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認為“大抵學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這裏所謂“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純主觀臆測，指過分地依賴於各種人為技巧或手段，對文本作牽強附會的過度解釋，指拿某種絕對的、主觀的、一成不變的尺度去衡量人間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許我略微離開一點本題，那麼我要強調，平心易氣，或者“大其心”，不僅是一種讀書態度，在宋儒那裏，它也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為人處世的態度。古人說:“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此種心態的人，宋朝就有一個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可以說，這就是宋朝以及後來諸多中國政治家與王安石的根本對立之處。儒家講“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那意思不是說人不應該有是非好惡的基本立場或基本態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態度是很執著的。但他們反對通過激烈的、顛覆性的社會動員手段去達成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向來對革命所天生帶有的偏激性質保持著高度的警覺。當然，革命在有些曆史場合很難避免。在這時候，儒家的立場就顯得有點保守。但當革命出現“如決江河”、“矯枉過正”的局麵時，儒家立場的合理性就較容易被人們認識了。這當然是另一個話題。因為對“不當懷不平之氣”一句很容易引起誤解，所以在這裏附帶說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