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毛奇齡式的善疑，不值得推崇。中國學術傳統的最高境界是“平實”，即所謂“極高遠，底於平實”。追問應當一直追到平實之處，而不是靠危言聳聽、巧言令色，使人蒙蔽於一時。
我們都知道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唐明皇迷戀楊貴妃，而那個野心勃勃的邊防統帥安祿山又拜楊貴妃為幹娘，借楊貴妃的保護來掩蓋圖謀舉兵叛亂的野心。結果滿朝都知道安祿山必反，隻有唐明皇和楊貴妃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等到安史亂軍殺入唐朝統治的心腹之地，這對倒黴的皇帝夫妻隻得匆匆離京出逃。半路上護衛皇帝的軍隊嘩變，要求處死楊貴妃。明皇迫不得已，逼迫楊貴妃自殺。
反映這段故事的白居易的詩篇《長恨歌》，其中有兩句寫道:“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有人說，長生殿是祭神的宮殿，絕非“私語”之處，當改作飛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據家閻若璩指出，這種見解的根據出於《長安誌》。據該書，天寶六載改溫泉宮為華清宮，重新命名其中洗浴的宮殿為九龍殿，寢宮為飛霜殿，祭神的宮殿則名為長生殿(據《唐會要》，該祭神殿此前名為集靈台)。這樣說來，唐明皇和楊貴妃夜半私語的地方，果然應在飛霜寢殿。
那麼，白居易錯了嗎?閻氏接著又征引《資治通鑒》卷九○七中胡三省的一條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寢殿亦可通稱長生殿。洛陽、長安、驪山都有長生殿。故而長生殿一詞實有兩義。一為專名，華清宮祭神宮殿是也;二為通名，唐宮中的寢殿是也。白詩所謂長生殿，即以該名的後一義言之，所以不必改動。經過這一番反複，對白詩的理解，就可能比過去又推進了那麼一小步。疑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約而博、又反博歸約的思考過程。有疑故而要發問，有問然後才有學。“疑”的態度，就這樣推動著我們讀書的深入和學問的長進。
所以“不動筆墨不翻書”的功底，應該與讀書時專一與善疑的境界像水乳交融一樣地結合起來。著名的曆史學家呂思勉、嚴耕望等人，自述為學之道，都提到自己用的二十四史，隻是最普通的版本。雖然版本普通，但是他們卻在上麵下足了功夫。不但邊讀邊校，而且多用幾種顏色的筆對人名、地名、重要字句進行圈點。書一翻開，都是五彩斑斕。
談到讀書需有疑，就使人想起古史研究方麵一個影響巨大的現代疑古派，又叫古史辨學派。其實疑古派的老祖宗，可以說是孟子。他指出，《尚書》講述周武王滅商的故事時說，商王的軍隊離心離德，部署在前麵的步兵掉轉頭來，反戈相向，結果商軍大敗，戰場上“血流漂杵”(地上流淌的鮮血使被丟棄的盾牌都漂了起來)。孟子說，牧野之戰中周人投入的兵力，不過“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戰爭的規模怎麼也不至於慘烈到“血流漂杵”的地步。他的結論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古史辨學派揭示出，時代越後，關於上古的傳說卻越被追溯到更靠前的時期。西周時的人們所了解的最古的人是大禹。而生活時代比西周晚了幾百年的孔子卻在談大禹之前的堯、舜。戰國時候的人更把上古史追溯到堯、舜、禹之前的黃帝和神農。到秦朝有了三皇，再加一個伏羲。晚至漢朝，又把苗人神話裏的盤古借用過來，追為開天辟地的人祖。就像這樣，古史辨學派把有關上古的各種神話按照它們最早出現的年代排列起來，向我們證明，古史傳說中的故事或者它們的主角，怎樣隨傳說產生年代的由遠及近，而從簡單變得複雜，從粗陋變得雅致，從地域性事件或人物變成全國性的事件或人物，從非人非神的怪物變成神，然後再從神變成人。例如，禹的原始形象被雕刻在商周青銅器上，那是一條有足的大蟲。西周時它已演變成上帝派到人間社會來幫助人們治水的神，再後來變成開辟夏王朝的聖王。
疑古派的立場、方法和許多研究結論，在當時引起全國學術界的熱烈討論，對於澄清遮蓋在中國上古史的真實麵目之外的重重迷霧，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但是後來，這一立場被毫無節製地加以放大，也造成了對古史、古書的粗暴否定，比如《周禮》、《左傳》，就曾統統被他們認為是漢代劉歆所偽造。不僅如此，近年來通過出土簡帛的研究，我們發現，還有不少被疑古派劃入偽書之列的古籍，其實也是被冤枉的。
大家都知道有一則伊索寓言，說農夫老死的時候，想把自己的耕作經驗傳給兒子們。於是他說:“我要離開人世了，你們幫我把藏在葡萄園地裏的東西挖出來吧。”兒子們挖遍了葡萄園的每一寸土地，卻什麼金銀寶藏也沒有找到。但是到了秋天，由於葡萄園被深耕了一遍，卻結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葡萄。
所以“善疑”須要在熟讀的基礎上才做得。拿朱熹的話說，叫作“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疑，便不得”。所以他把善疑看作是繼“熟讀”、“精思”之後才應當下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