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書之難，更難在從不同文本的字句差異之間作出盡可能準確的抉擇取舍，這才是一件更加顯現真功夫、硬功夫的難事。因為古代讀書人在為自己手裏所擁有的文本做校勘時，往往找不到那個一字不錯的最標準、最權威的文本可以拿來作依據。就很多古代經典而言，這樣一種最標準、最權威的文本，甚至早已經不存在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作校勘，就要求讀書的人憑自己的學力、見識和經驗，在幾種不完全相同的文辭中，決定誰是誰非，從而為自己的文本挑選出一個最符合上下文原意、最合情合理的詞語。所以段玉裁曾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
讓我舉一個“定其是非之難”的例子。我們都知道有一個成語叫“新亭對泣”。西晉末，北方有“五胡之亂”，西晉政權放棄中原，逃到淮水以南，建立偏安半壁江山的小朝廷。《晉書·王導傳》說，東晉貴族們每逢閑散日，都互相邀約，在長江邊的新亭宴飲。一次，有一個叫周顗的人在座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他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景色本沒有變化;但是舉目一望，我們這些宴遊人卻已從黃河邊搬到了長江邊上。經他一提醒，人家都傷心起來，“相視流涕”。在記載同一個故事的《世說新語》裏，周顗這句話的下半部分有點不一樣。其中的“江河之異”被寫作“山河之異”。流傳到今天的《晉書》各種版本，多已將“江河”改作“山河”。兩種寫法，意思是有一點差別的。按《世說新語》的文本，意思就變成風景依舊，但山河疆土的歸屬卻已不同於往昔了。那麼在“江河”、“山河”兩者之中，究竟哪一個才該是《晉書·王導傳》原來文本中使用的語詞呢?北宋的大學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引述《晉書》，采用了“江河之異”的說法。宋元之際的大學問家胡三省也不讚成以“山河”來改易“江河”。所以現代校訂《晉書》的學者，據《通鑒》和胡注，決定把《晉書》裏這句被誤改過的話又改了回去。你們去查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王導傳》，裏麵的“江河之異”一語，就是這樣來的。
千萬不要把校勘功夫看作雕蟲小技。其實從它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學術眼光到底如何。有一個代表了“乾嘉漢學”傳統的了不起的學者叫錢大昕。他在讀《後漢書》卷六十八《郭泰傳》時，在傳文末尾處發現有七十四字“詞句不倫”(與上下前後的文字不相般配)，於是舉出不依前文避諱體例稱字而稱名等“四疑”(四個方麵的質疑)，推測此七十四字本非《後漢書》中的原文。但最初他還隻能“質疑”，而無法完全證實自己的看法，因為當時能看到的《後漢書》各種版本，全有這七十四個字。他沒有直接的版本依據來證實自己的猜想。但在他的這一見解發表之後，人們發現了一部明嘉靖年間的福建版《後漢書》，是當時根據一種宋代刊本來翻刻的。檢閱這個刊本中的“郭泰傳”，果然如錢氏所言，沒有那七十四字。這才斷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屬唐太子李賢的注文，是宋以後才竄入《後漢書》的正文當中去的。假如不是錢大昕目光如炬，誰能從那麼一大片文字裏發現混進原文的這七十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