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說，“書隻貴熟讀”。可是“熟讀”好像還是一個有點太抽象的要求。那麼究竟要讀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算是“熟讀”呢?
對古人來說，“熟讀”的一個最起碼的表現，是能夠“成誦”。“誦”字的原意即大聲背誦。古人很重視背誦能力。讓我舉兩個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已經能夠背誦五經。有一天他問老師說:“從來都稱六經，為什麼隻讀五種”?他的老師回答:“《春秋》不足讀也。”這在當時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種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稱作“斷爛朝報”的評語中。可是黃庭堅說:“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據說他於是“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春秋》的本文用一萬六七千字的篇幅記載了大約二百四十年間的人事，從文本字數來說，還算不得是大部頭的書籍。可是要用十天就把它原原本本背出來，在今天看來仍然足夠讓人吃驚了。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蘇東坡的。他曾經被人檢舉，罪名是利用文學創作和“謝恩表”之類的文章攻擊政府，因此還吃過一頓冤枉官司。他的對頭後來承認，在被審訊的過程中，蘇軾對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乃至引證經典和關於它們的傳注，都能“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古史中經常會有某人“千言過目，成誦不遺”，“一覽即誦，一字不差”，“舉書傳常連卷，不遺一字”之類的描述。還有些人把《漢書》看過兩三遍，便能熟知全書，隨口加以引證。
當然，“一字不差”雲雲或許有一點誇大。蘇軾就有過把孔子弟子的話當乃師言論來引述的情況。另外，古書中引文的字句也常常會與原文的麵貌小有出入。但這隻會讓我們更加佩服引用這些文字的作者。因為諸如此類的小差錯反而可以千真萬確地向我們證明，作者寫下這些引文時，完全是在直接按照自己的記憶行事，而不是像現在的人那樣，把一個書麵文本擺在前麵照著抄。
黃庭堅、蘇軾都是名人，所以他們的博學強記比較容易被後人記得。但記憶力的超強，其實是古代讀書人的一個群體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它甚至表現得就像是一種“特異功能”。
宋朝人的筆記裏說到過當時江陰的一個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見地方官。在候見廳裏，他碰到另一名士人先已等在那兒，模樣顯得十分神氣活現。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問候。對方見葛君穿戴貧寒，有點看不起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葛君非常不滿意。坐了一會，他便問道:“你來見地方官，有沒有‘銜袖之文’?”這是指古代士人為求長官或前輩的賞識，而在見麵時向後者呈獻的代表作品，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沒有忘記帶著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來自負，於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給葛君。葛君接過來“疾讀一過”，口中連連稱“好”，當即交還。不一會兒，兩人一起拜見地方官。眼看談話就要結束，葛君突然說:“我那些不成樣子的文章(自謙之辭)，都已被這位老兄占為己有。剛剛他呈獻的那些篇章，真正的作者其實是我。我可以當場把它們背一遍，以作證明。”然後他就高聲背誦起來，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們都信以為真，紛紛責備那個被捉弄了的可憐蟲。“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回家後想想氣不過，結果生了一場大病。葛生把自己的特長用來對人施行惡作劇，哪怕因為別人先得罪了他，也不足為取。但用這個佚聞來證明古人“強記絕人”，還是有一點說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