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自從兩漢經學衰落以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經曆了一個長達七八百年的轉型。朱熹正處在這個轉型最終完成的時代;事實上，他本人恰恰就是這次思想文化轉型的集大成者。如果要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這樣一次轉型，我們可以說，中國思想文化，古人稱之為“斯文”，一個美國學者把這個詞翻譯為ThisCultureofOurs，經曆了一個從“文學”到“文以載道”，再到“直指天理、天道”的漫長過程。這裏說的“文學”，包括文學藝術的創造這個意思在內，但遠遠不止是指文學創作而言，而是指的體現在中國傳統典籍裏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指禮樂、典章、藝文等等的形式規範。在唐代後期，內在於“斯文”中的“道”被韓愈用“文以載道”這個口號明確地凸顯出來。到北宋和南宋思想家的手裏，儒學傳統終於完成向“理學”的轉變;它的關注中心從外在的行為規範轉移到人對德行和道德自主的修證問題，所以我說它“直指天理”。
老蘇和小蘇其實都是講求“文以載道”的，但在朱熹看來，他們還是文學有餘，求道不力。因此他說蘇洵讀古代經典，“便隻要模寫它言語做文章”。但蘇洵讀書得法，天資又高，所以“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以至於一方麵讓朱熹讚不絕口，另一方麵又使他覺得十分惋惜。照朱熹看來，假如蘇洵能用他那樣讀書的方法去追求經典中的“義理”，也就是精神價值，憑他那樣的天資，那就沒有人還能追得上他。
朱熹用五個字來概括蘇洵的讀書功夫:“書隻貴熟讀”;這還不夠，他緊接著還要再強調一句:此外“別無方法”!所謂“熟讀”，也就是選擇少數最要緊的書，“安坐而讀之”，不貪多、不求快、不偷懶，反反複複，老老實實，把它們讀熟、吃透，變成一輩子學問和涵養的根基。
上麵舉的是一個古人的例子。接著我還想介紹一點現代人的經驗。
我曾經在哈佛大學作過兩年訪問學者，在那裏我碰到過很多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第一流學者。如果有個別接觸的機會，我總是喜歡向他們提出同一個問題，就是請他們推薦一部屬於他們各自專門領域裏最值得閱讀的基本著作。有些人會馬上回答我這個問題;也有不少說需要考慮一下，稍後再用電話或電子郵件回答我。所以我以為他們的答複都是很認真的。可是，當我按照他們的提示，到圖書館裏去把這些書翻出來看看時，我就有點納悶了。那些書往往都比較老，粗粗一讀，並不覺得特別有吸引力，有些甚至已不再出現在新一代研究著作的參考文獻目錄裏。這是怎麼回事呢?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些學者所推薦的，經常是他自己閱讀經驗中讓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本書，也可能是對他進入後來的學術領域影響最大的書。可見一個人學問再高、再大，真正奠定他的基礎，真正會影響他一生，讓他總是記得、總是珍視的，也就是不多的那幾種書。但是不是有那麼幾本書透徹地印刻在心裏，對一個人來說，那肯定是大不一樣的!
所以怎樣讀書，這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而學會讀書，關鍵在學會精讀。
這就需要有意識地去抵製閱讀與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朧派”，在應試式的讀書法和休閑快餐式的隨意閱讀方式之外，自覺地培育一種既使人賞心悅目、又高度能動的專注閱讀。它與應試式讀書方法不一樣，卻又完全可以促進應試能力的提高，同時幫助學生克服應試閱讀所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麵效應，比如灌輸教育帶來的被動學習態度，成績優秀但逐漸喪失學習興趣，僵化的應對模式，隻注重表達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
有一點需要在這裏加以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應試式的讀書法就那麼全無是處。其實老師在講解教科書時所演示的條分縷析、提綱絜領的分析方法，就十分接近於剛才討論過的精讀法。可惜應試教育中的被動學習情景，使大部分學生很難通過在老師輔導督責下研讀教科書的經驗去體察自主能動的精讀法。所以一旦從應試壓力下被解放出來，他們的讀書功夫隻會不斷向後退轉。
從這一點出發，很值得回過頭去，看看古人怎樣讀書。毫無疑問，今天的人已經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恢複古人讀書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讀書經驗，對於我們如何才能在閱讀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貼近文本，從文本中挖掘出盡可能多的內在含義，也就是如何培養精讀的能力，還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啟發意義的。因此，在接下來的漫談裏，我會比較多地結合中國古人的經驗，更具體地介紹“書隻貴熟讀”的一些入手方法，或者說是入手途徑。
概括起來，我會講四個方麵的問題。第一，古人所謂“讀書須成誦”對我們的啟示;第二，“不動筆墨不翻書”;第三，讀書要做到專一和善疑;第四，讀書須求“入味”而“貴自得”。前兩條是關於讀書基本功的，後兩條說的是讀書時應有的境界。如果這四條能落實，“書隻貴熟讀”對我們來說就不再是一句空話。
今天講的，算是一個開場白吧。就說到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