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遷以前，紀、表、書(誌)、傳這四種書寫曆史的體裁，其實都已經分別存在了。司馬遷的貢獻，在於他將這四種體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綜合複雜的結構框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創造從來就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突兀而起;它總是以某些先前已經存在的因素作為起點而實現的。不過，《史記》最大的貢獻，或者說司馬遷之所以成為“中國曆史學之父”的原因，還不在於上述綜合性敘事體裁的創造。《史記》對中國曆史編纂學最偉大的貢獻，是它第一次把一種“過程”的脈絡，埋置到對於過去的曆史書寫之中。司馬遷提出他寫《史記》是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古代的曆史記錄，在司馬遷以前起碼已經有上千年的時間了。盡管這些記錄雖然也被按年代的先後排列起來，卻像賬本一樣既簡單，又零碎散亂，看不出在那一大堆事情的變化之間究竟有什麼聯係或線索。比如某年“隕石於宋五”(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某年某月“趙盾弑其君”之類。為了弄明白那些簡單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還得把相關的故事情節用口耳相傳的辦法一代代傳承下去。人們不關心這一連串的事件或故事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的問題，因為那時候曆史書寫的目的是拿這一件一件的事情單獨來進行道德的批判，用作後人的教訓。孔子刪改《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司馬遷突破了這樣一種支配中國人上千年的曆史思維方式，要把過去當作一個連續不斷的變遷過程去探究和說明。也正因為這種不同尋常的目標，他才必須要發明一種嶄新的綜合性的敘事體裁來描繪過去。這不是最突出地表現了他的偉大的創新精神嗎?
寫完《史記》，寄出了《報任安書》，五十五歲的司馬遷從曆史記載中消失了，從此再沒有留下別的什麼形跡。他的晚年將會如何結局?這個引人入勝的問題，是曆史再度留給我們一個千古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