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是戰國時代楚國的貴族屈原所寫的一首體裁特別的長詩，這種體裁在中國文學史上被稱為“楚辭”。秦漢統一以後，楚辭的影響越來越大地波及北方;秦以前名不見經傳的屈原，也開始從傳聞在楚人口耳之間的一個地方性人物，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知。司馬遷之前有一個人叫賈誼，曾被貶官到長沙，在那裏寫了一篇《吊屈原賦》。這篇著名的文學作品一經流傳，屈原作為一個孤芳自賞、怨天尤人的文人騷客形象，便被深深地印刻在一般人的心裏。但是從司馬遷的眼裏看出來，屈原還不止是這樣一個人物。他把屈原的悲憤自殺，看作是他向黑暗勢力的絕望控訴和最後反抗。他描寫了一個具有道德英雄主義氣概的屈原。
我們或許都知道，楚國最強大的時代在楚莊王到楚平王時期。著名的典故“觀兵於周疆，問鼎之輕重”就發生在莊王時。屈原生活在楚懷王和頃襄王的時代。那時候，楚國雖然已不如從前那般強盛，不過它仍然還有力量東抗齊國、西敵強秦，保持著第一等大國的地位。東漢的劉歆描寫當日的形勢說，“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如果秦國的“連橫”戰略成功，秦就能成功它的帝業;如果六國的“合縱”戰略得勢，那就造成由楚國王天下的局麵)。可見他把楚國看作是能與秦國相抗衡的最後敵手。
司馬遷把屈原放回到這樣一個機會與凶險形影相隨的時局裏去進行分析，於是對屈原產生了一種新的理解。屈原一度躊躇滿誌，但因為遭到小人的嫉妒毀謗，被楚懷王削去了官職。《離騷》就是在屈原被罷官後創作的長詩。它的主題其實就是一個“怨”字。司馬遷為屈原辯護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直到這裏為止，司馬遷的見解與賈誼相比還沒有什麼不同。他區別於賈誼的地方，是司馬遷揭示出，屈原把這種“怨”表現得非常大氣。屈原把自己的怨與“憂”，也就是對國家命運的憂慮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因而就完全超越了個人得失的狹隘感情。司馬遷評論說，《離騷》從上古的聖王說到商湯、周武王，乃至春秋最早的霸主齊桓公，為的是對時政進行批評、揭示道德的重要以及治亂之道的法則。所以在司馬遷看來，屈原雖然被汙穢所包圍，但他的誌向卻可以與日月相爭輝。
從《離騷》判斷，屈原周圍的人們大概都勸他離開楚國，到別的國家去謀求個人發展。士大夫見用則留，不用則去，這在百家爭鳴、“士為知己者用”的當時是士大夫中間十分流行的做法。為此，屈原曾先後找過好幾個人替他算卦。《離騷》裏提到三個這樣的人，分別是屈原的姐姐“女媭”，以及“靈氛”和“鹹巫”。占卜的結果都說他應該從楚國出走。但是思來想去，屈原還是不願意離開楚國。他的《離騷》以“吾將從彭鹹之所居”結篇。彭鹹是傳說中的殷代賢臣，向殷王諫言被拒絕，乃投水而死。可見在創作《離騷》的前後，屈原已經產生了以殉死來表明自己心跡的念頭。不過此時他的這個念頭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強烈而已。他為什麼死也不願意離開楚國呢?司馬遷在屈原傳裏安排了一個屈原與江邊漁夫對話的故事，來表明屈原拒絕與陷害他的黑暗勢力妥協的心跡。
故事說，被楚王流放的屈原來到長江邊。他“披發行吟澤畔(披頭散發，在江灘上來回漫步，口中還念念有詞)，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江邊一個漁夫見了問他:“你不是屈原大夫嗎?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屈原回答:“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夫說:“聖人應該隨時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應對方法。怎麼可以空懷絕世的才能卻讓自己被廢逐呢?”屈原完全不理會漁夫的勸導，繼續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之中，表白說:“誰能忍受自己潔白的身體被世俗的汙垢所玷辱?我寧可跳進長流不息的江水，而葬身於魚腹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與漁夫的這段對話，來源於相傳是屈原創作的楚辭《漁父》。這篇楚辭即使真的是屈原所寫，那也不過是作者“偽立客主，假相酬答”的一種文學性質的描寫(假設客主之間一問一答的場景，從而抒發作者個人的情感)，所以是不能把它當作真實的事件來對待的。但是這個場景對司馬遷來說是太重要了。他要通過這個故事，表達屈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崇高道德理想。司馬遷的心與屈原緊緊相通。他說，屈原被楚王從身邊趕走，因而才會有《離騷》這等偉大的作品。他一定要把這一點充分表現出來，其實也就是在寄托自己蒙冤發憤、氣衝鬥牛的情懷。魯迅最懂得司馬遷對屈原的這種獨特解讀，所以他才會把司馬遷忍受著巨大的身心殘害而完成的《史記》，比作無韻的《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