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為我們解讀《史記》提供了一把鑰匙。司馬遷不但暢抒了他鬱積多年的委屈和憤懣，更向朋友袒露出他此刻的心情。這就是信中的第三層意思。司馬遷寫道，如今自己心願已了，所以他可以對過去所忍受的種種侮辱做出總答複了。什麼樣的總答複呢?他在信的末尾宣布:“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可見他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他要以死來澄清周圍的人們對他身殘處穢、隱忍苟活的誤解和蔑視，以死來控訴自己所遭遇的不平和不幸。所以對這封信，絕不可作尋常書信來讀。它既是司馬遷告別人世間的遺言，也是他經過七年的忍辱負重之後，終於昂起頭來抗議暴政的一篇戰鬥檄文。
《報任安書》傳達了司馬遷的心聲，但它也給後人留下若幹永久的謎團:像這樣一封寫給死刑犯的信，究竟是如何可能保留下來的?對操縱特務政治得心應手的漢武帝看到過這封信嗎?司馬遷之死究竟與他寫了這封信有沒有關係?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於，它老是喜歡用這樣的問題來考驗我們的想象力。
《史記》全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雖然不能說是字字血淚，但它確實耗費了司馬遷十八年的心血;這還沒有把他的父親司馬談為準備撰寫《史記》所花費的精力算進去。就寫作字數而言，司馬遷似乎遠不及當代許多“著作等身”的教授。然而就是這部《史記》，卻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筆最光彩奪目的遺產。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被漢武帝閹割的人，卻因為他創作了《史記》而成為中國的“曆史學之父”!
《史記》將近殺青，對司馬遷的精神是莫大的解放。他對此生已一無所求，所以他覺得自己終於可以無所顧忌地挺直脖子說話了。《報任安書》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寫出來的。他毫不掩飾地說，現在他最不甘心的，是在這輩子裏“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司馬遷生活在一個特務政治盛行的時代。漢武帝到處安置“線人”，連自己親兒子的身邊也不放過。對這樣的局勢，司馬遷絕不會漠然不知。既然如此，給一個牽連在“謀逆案”中的死刑犯寫這麼長一封信，難道他不擔心走漏其中的消息?正是從這樣的推斷出發，一個文學史專家提出，司馬遷在寫《報任安書》時，他預期中的讀者其實遠不止是任安，而恰恰就包括了漢武帝其人;不隻是漢武帝，而且還有天下所有知道他的人，以及後世所有讀到《史記》的人們!
這當然是一種十分有見地的猜想。尤其當我們考慮到兩漢之際曾流傳的一則小道消息，說司馬遷後來因為“有怨言，下獄死”，那麼上述猜想好像就變得更有道理了:所謂“怨言”，是否就是被武帝讀到的《報任安書》裏那些“憤懣”之言呢?現在有不少人認為，在人類認識自己生存環境的過程裏，“浪漫主義”的想象力甚至比理性和科學還更加重要。這看來非常對。
不過，要想就此斷定《報任安書》實際上是一篇《報今上皇帝書》，也存在一個很難解決的困難。在這封信裏，司馬遷不但直言無諱地透露了自己當年之所以不肯死的真正原因，而且明明白白地宣布他此生的目標業已接近完成;也就是說，《史記》差不多已經寫完了。漢代的太史令並沒有寫曆史的職責。司馬遷寫《史記》，完全屬於他個人的一種“業餘”活動。這部一直寫到當代的著作(而且越是寫到當代就寫得越是翔實)，會讓漢武帝喜歡嗎?如果這個喜怒無常、猜忌而刻薄成性的皇帝看了這部書不高興，《史記》還能逃脫他的追繳和焚毀嗎?要知道，在一個隻能靠數量極有限的手抄複本來傳播書籍的時代，著作遺失而不能傳世的可能性本來就很大;如果還有專製皇帝動用國家機器來對它進行搜繳銷毀，《史記》的命運不就更加岌岌可危了嗎?司馬遷忍辱苟活近十年，就是為了寫完這部著作。他怎麼可能置《史記》的安危於不顧，自動把關於它的消息報告給漢武帝?從這一點考慮，他在寫《報任安書》時，又似乎不可能以漢武帝為假想中的讀者。
到底應該如何解決這個疑問?最好的辦法，隻能是把它當作一個“開放性”的、還無法徹底地予以答複的問題來看待。古人說，讀書時應力求“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所謂“闕其疑”，就是對一時還弄不清楚的問題不要強作解人，方鑿圓枘，而寧可持一種開放性的存疑態度。
說完了《報任安書》，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再拉回到《史記》上來。魯迅曾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一句話的字麵意思比較好懂，讚揚《史記》是中國曆史學的一部巔峰之作。後一句話又把它比喻成《離騷》，這應當如何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