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大約從長安出發逾越秦嶺東段餘脈，經過武關這個被稱為“秦頭楚尾”的要塞，進入楚地。從那裏溯漢水，便抵達洞庭湖一帶。注入洞庭湖的沅水和湘水兩河流域，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所以他在《離騷》中說過“濟沅湘以南征”雲雲的話。司馬遷到那裏去，應當就是為了追尋屈原的蹤跡。接著他南下九嶷山(在今湖南、廣東交界處)，為探訪傳說中大舜的葬地，再折回北麵，去憑吊屈原寫下《懷沙賦》後自沉的汨羅江。他後來說，當他翻閱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等篇章，想起曾身臨他自沉之地的經曆，就會看見屈原栩栩如生的樣子，禁不住垂淚涕泣。可見他對這番實地探訪的印象之深。
司馬遷從長沙渡洞庭湖，現在就可以順流而下，抵達九江。他自己說:“餘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從今九江到廬山，確實要往南走一段，但說，“觀禹疏九江”就不大好理解了。《尚書·禹貢》提到“九江”，但並沒有說禹在這裏治過水。所謂“禹疏九河”，按文本原意是描寫他在華北的活動。司馬遷認為在這裏可以找到大禹治水的遺跡，說明在那個時代，最初出現在華北的傳說人物堯、舜、禹的活動地域，都已經被極度地擴大了(舜葬於九嶷山之說亦同此理)。這些上古傳說裏的人物，即使在真實曆史中確有原型，那也最多不過是在遠古的華北同時存在過的成千上百甚至幾千個小酋邦之中勢力較大、較有名的酋長。由酋長而被提升為神話中人，由神話中人再度被“曆史化”而變為現實人間的“聖王”。經過這樣一番由人而神、又由神而人的轉換，被“還原”的已經遠遠不是轉換之初的那個人，而是要比最初的酋長強大不知道多少倍的想象中的“曆史人物”。
從廬山下來，再度順長江東下，就來到江南。他所以會在今紹興尋訪“禹穴”，其中的道理也和剛剛討論過的同樣。黃帝跑到浙江南部去“升仙”、大禹南巡死於會稽，還被葬在那裏，都屬於這一性質的“集體想象”。禹的傳說和遺跡傳播到江南，很可能與越國的王族自稱是大禹後代有密切的關係。這些想象，在司馬遷的時代早已變成為被人們深信不疑的真實曆史。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要求司馬遷能夠像現代曆史學家那樣，一眼看穿它們。
從禹穴北上，司馬遷到達長江三角洲的吳國故地，訪問春申君的舊城。當日南部中國的經濟文化，其發達的程度要遠遠落後於華北核心地區。土著居民是與北方的華夏完全不一樣的人群;他們說的也不是漢語。北方的城市人口擁擠，“車轂擊(因為車太多，所以輪子的軲轆互相碰擊)，人肩摩，連衽(衣服下擺)成帷，舉袂(袖口)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誌高氣揚”。所以當時的民謠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可是南方呢?司馬遷描寫他的親眼所見說:那裏地廣人稀，盛行刀耕水薅的粗放農業;因為人口少，日用所需大半靠自然資源直接提供，既沒有發展商業的需要，也缺乏通過商業逐利的動機;人們都能勉強混日子，過得懶散苟且，無大貧，也無大富(社會分化程度很低)。正因為如此，春申君故居的繁華才會給司馬遷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