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郭解被處死充滿了惋惜。他並不盲目崇拜所謂“俠義之士”。在他看來，像戰國“四君子”那樣的“俠義之士”，不過是憑借了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就像是“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還有一大批俠客被司馬遷稱為“豪暴”，專門欺淩貧弱、橫行霸道，是遊俠中的醜類。但像郭解這樣的俠客，雖說他為人短小，貌不及中人，也不會說話，但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有舍生赴義的氣概;所以天下人無論社會地位高下，全都仰慕他的名聲。司馬遷讚揚郭解，很可能是把郭解一類人看作是“在鋪天蓋地的專製政治巨壓下”為走投無路的人掙紮出來的“一條縫隙”(徐複觀語)，至少使受壓製的人能喘上一口氣。他悲哀地感歎，自從郭解死後，天下為俠者雖多，卻再沒有足以稱道的人了。
在長安讀書將近十年後，二十歲的司馬遷在父親的支持下出發，遊曆全國各地。他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去驗證書上所提到的種種山河形勢和民間風情，去感受那些凝聚了沉重的曆史分量的古跡舊地。他要通過行萬裏路來激發自己的曆史想象力，使從書麵記載裏獲得的知識活起來、豐滿起來、立體起來，使它們真正化作能在自己腦海裏一幕一幕展演的曆史劇。
對司馬遷的出遊，還不能僅僅從“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角度來理解。盡管他已身處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但這個都城所在，也包括司馬遷故鄉所在的那個區域，當時恰恰又是文化底子較薄弱的地方。
秦漢帝國的核心地區在華北，華北作為核心地區又可以分為兩塊。東邊是黃河中下遊平原，西邊是渭水平原;這兩塊之間被太行山、呂梁山脈以及由北向南流的黃河所阻隔，隻有在南麵比較容易互相聯通。連通兩邊的最主要一條道路上，有一個著名的關口，叫函穀關(秦漢以後函穀關湮廢，它的功能遂為更西麵一點的潼關所取代)。潼關附近，有天險華山。所以東麵這一塊稱為關東，又稱山東，西麵的渭水平原稱為關中(不大稱關西，因為渭水平原四方都有關隘，被它們包圍在當中，通向關東的，也不隻有一個函穀關，如它東南還有武關，也是一處天險要塞，劉邦從關東殺進關中，就沒有走函穀關，因為那裏有重兵把守，而是走的武關)。古代中國文化底蘊最豐厚的地區是關東。關中是秦統一全國的根據地，但秦在很長時期內被關東六國看作“虎狼之國”，是沒有什麼文化的。春秋戰國時文化名人，差不多沒有出於關中的。這裏本來文化底子就不厚，加上秦始皇焚書坑儒，執行得最徹底的，當然是在他統治的根據地，所以關中在文化上一向不如關東。要講曆史文化的沉澱，那優勢全不在關中，而是在關東。
在上麵所說的核心地區之外，秦漢時代的次發達地區就是淮漢以南的南部中國，當時稱為楚地，又分東楚、西楚和南楚。這個廣袤的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得極快。從政治軍事的實力來說，楚國在對抗秦國的局麵裏占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地位。當時曾流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秦始皇死後，起來反秦的人，果然都打出楚的旗號。司馬遷因此在秦、漢之間特別插入一個“秦楚之際月表”，按月來記載這“五年之間，號令三嬗”的複雜形勢(除此之外，《史記》裏的其他表都是按年記事的“年表”)。楚的文化也與關東傳統很不相同。老子、莊子、屈原都是楚人;隻要比較一下《詩經》與“楚辭”在風格上有多麼不同(每句字數的整齊與不整齊，語氣詞的不同，鬼神氣象的有無)，就不難體會兩種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之大。漢初推行的黃老之學，它的基礎其實就是楚文化。三楚以外，那就是秦漢帝國的邊緣地帶，遠了，不去說它。
現在我們知道，關中文化從它的曆史根源、曆史積澱來說，遠不如關東地區來得豐厚發達，甚至也遠遠落在楚地文化的後麵。所以，如果枯坐在關中，盡管有再多的書看，有再多的飽學之士可以請教，總還難免隔靴搔癢，缺乏真實的體驗。司馬遷的誌向，在“原始察終”、“通古今之變”、“著(彰顯)……興壞之端”。所以，對他來說，親眼看一看那些著名的故跡遺址，親耳聽一聽故老傳聞，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即將開始的壯遊，將會怎樣把有關此前兩千年的記載和傳說，在司馬遷的胸臆間激發成一幕接著一幕活靈活現的曆史偉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