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占經》用易占的方法占卜並記載了一些怪異的天象，如雙日並出、日墜、日夜出、月變黑、日戴光、日無光、日晝昏、月行失道、月光明、月生齒等。對於這些怪異的自然現象，唐人有自己的解釋。如“日戴光，天下大凶，期不出三年”。意思是說，如果出現了“日冕”現象，就會天下大凶，但其期不出三年。又有：“月行失道，主不明，大臣執事。”意思是說，如果月亮不按原來的軌道行走，其對應的人間的政治就是皇帝昏庸、沒有權力，大臣專權。
其實，占卜是很難有統一的定論的，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據《明史》記載，明成化十年，江西舉行科舉考試，將要張榜的時候，尹公直正在北京，他讓占卜的人占卜一下他的弟弟是否考中。占卜得了個“明夷”卦，內離外坤，三爻五爻發，二艾皆兄弟。於是，占卜人在一張紙上書寫道：“兄弟兩人雷同，很難榜上有名。”尹公直說：“三爻是白虎，五艾是青龍，龍須抖動，是高中的征兆。至於兄弟，這是因為我當兄長的問弟弟的，自然也就在卦裏出來了。”沒過幾天，他們兩人中舉的喜報果然到了。
有一位父親占卜兒子的病，卦上說父母當頭，克子孫，是不吉利的象征，而子孫的爻又不上卦，占卜的人判斷那孩子必定要死。當父親的哭泣著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朋友，問他怎麼回事。他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對方，那朋友聽了他介紹的情況後說：“父母當頭克子孫，要是子孫上爻，就受克了，現在孩子的生機全在不上卦上。好比父親手持大棒打兒子，可是沒有打上也就完了，你兒子一定平安無事。”兒子的病後來果然好了。
有人甚至把占卜當做實現自己某種目的的途徑。據《魏書》記載，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有宏圖遠誌，想成就霸業。魏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為天興元年（398年）自盛樂遷都至此，都城偏居北地，很難有更大的發展。高祖一向仰慕中原文化，雅好古風古道，祀堯舜、祭周公、尊孔子、興禮樂、正風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基於以上原因，高祖早就籌劃遷都洛陽，雄居中原，一統天下，遷都是牽動全國、震動朝野的特大舉措，況且由北方入中原，會有諸多不適，非有膽略，難以下此決心。高祖最擔心群臣不從，聯合起來百般阻攔，便十分巧妙地采取了迂回之計，召集眾臣議論，聲稱要大舉南下攻打齊朝，明是伐齊，暗為遷都，來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高祖擇一吉日，詔令太常卿王諶龜卜，預測南伐吉凶。說來也巧，卜得一個“革”卦，正合心意，高祖道：“爻簽大吉，正是湯武革命，順應天意。”此話一出，群臣肅然，很多人心中並不讚同，但無人敢出來爭辯。此時唯有尚書任城王拓跋澄趨前進言：“《易經》中所稱‘革’者，乃指更體改製，應天順人，商湯、周武之卜，確為吉兆，但陛下已天下稱帝，正該發揚光大，何談改製。今日計議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難稱做全吉。”高祖龍顏大變，聲色俱厲道：“卜辭有‘大人虎變’一語，何言不吉？”拓跋澄答：“陛下登基已久，如何今日才有虎變？”高祖更加惱怒：“社稷乃朕之社稷，難道你要敗壞朕的江山嗎？”拓跋澄並不退縮，抗言道：“社稷原是陛下所有，但臣乃社稷之臣，怎能見危不言，不盡愚忠呢？”高祖心意已決，勢在必行，拓跋澄不解其意，言語相對，以至龍顏不悅。但高祖仔細思量，亦覺拓跋澄所言不無道理，便徐徐申說道：“各言己誌，倒也無妨。”高祖回到宮中，將拓跋澄召來，單獨與其密商，告以實情：“今日在朝中計議伐齊，並非朕之本意，朕意在遷都洛陽，南伐之舉，不過巧借名目而已。因事關重大，不得不謹慎從事，未敢言明。朝中辯白‘革’卦，朕恐眾臣競相陳辭，壞我大計，故厲聲厲色，令百官震懾，不敢妄言。”高祖稍作解釋，又自陳心曲：“朕之國家，興起於北地，遷都平城，地域廣大，但文軌不同，此地隻宜施展武功，不便推行文治，如要移風易俗，成就天下大業，唯有遷都中原。洛陽乃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氣象，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遷都之舉，其勢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拓跋澄明白了高祖的意思，非常讚同，欣然道：“陛下遷洛，入主中原，製禦華夏，經略四海，成就天下大業，乃蒼生之幸，理應慶賀。”高祖仍心存憂慮，坦言道：“北人戀土，故土難離，乍聞南遷，必然相互驚擾，人心動蕩，朕不免顧慮重重。”拓跋澄會心一笑：“此乃非常之舉，原非常人所能知曉，隻能決斷於陛下，想他人也無能為力。”高祖笑道：“漢高祖得謀臣張良成就大業，卿真不愧是我的張良啊！”
隨之加封拓跋澄為撫軍大將軍、太子太保，又兼尚書左仆射。
一般說來，傳統的術士們推往知來、預知吉凶禍福的方法不外乎有三種形式：其一是像東方朔那樣，以占筮、占星、占候等手段為中介，間接地探知神明的意誌；其二是直接與神明對話，即隻有他一個人與神靈見麵，把神靈告知他的信息轉告給人世；第三種則是從各方麵推算定數，包括算命、看相等等。但一般說來，大多數預測往往是隻能知既定的事情，即所謂的“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但有的觀點也主張是可以趨吉避凶的，如祈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