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是經義決獄的例子，下麵是原心定罪的例子。所謂原心定罪，就是根據當事者的動機來論處罪過的大小。這也有一個如何處理父親和兒子的關係的案件。
甲的父親乙和丙因爭吵而打架。丙以自己身上帶的刀刺乙，甲為了救自己的父親，就用杖打丙，結果卻誤傷了自己的父親乙。有人認為這種行為是兒子毆打父親，論罪應當殺頭的。
董仲舒說：“我認為父子乃是至親，看到自己的父親被打，沒有不感到驚慌失措的，拿起杖來救助自己的父親，不是要毆打自己的父親。《春秋》上說：‘許止的父親有病，許止給他的父親吃藥，吃了藥之後父親死了。當時主管法律的君子推究他的心理動機，認為是好的，就赦免了他的罪過，沒有處罰。’因此，這個案子並不是我們法律上所說的那種兒子毆打父親，不應當處分這個兒子。”
如果說上麵的案例還都是處理很具體的案件的話，那麼，下麵這個例子就不僅僅是個“民事案件”了，它實際上更接近於政治問題，但即便對於這樣的問題，漢代也是根據《春秋》的意思來作出判斷的。
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來到未央宮北闕，自稱是衛太子劉據。公車令急忙入報。大將軍霍光聞後大驚，因為衛太子劉據已於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別人誣陷，受巫蠱之案的牽連，被迫造反，失敗後出奔外地，被漢武帝下令追捕，後自縊身死，又怎會死而複活？於是，傳令眾臣前往北闕，審視真假。
眾臣奉令來到北闕，圍住這個男子，見此男相貌頗似衛太子，但聲音舉止一時難定真假。因為事關重大，大家一時都拿不定主意，無法回宮複命。國都中百姓，聽說衛太子出現，也都紛紛出來圍觀，一時間來到北闕的竟達數萬人。這時，京兆尹雋不疑聞訊到來，令從吏說：“何處狂徒，竟敢冒充太子，快給我拿下！”從吏聞命，立即蜂擁而上將那男子捆綁起來。在場的官員中，有一人素與雋不疑關係很好，見到此種情況，怕他惹禍，就走到雋不疑的跟前說：“真假尚未分出，是否從緩擒拿？”雋不疑道：“就是真的衛太子也沒什麼可怕的。春秋戰國時期，衛公子蒯聵得罪衛靈公，出奔晉國。及靈公歿後，蒯聵的兒子陬繼位，蒯聵欲返衛國，陬不讓他回去，對此事，《春秋》且不以為非。那時，兒子當了國君尚且可以不讓自己的父親回來，何況現在呢？今衛太子得罪先帝，罪本當死，豈可再來此搬弄是非？況且，衛太子已死，如今怎知這個人就是衛太子呢？”在場眾人聽了以後，都認為雋不疑的話很有道理，立即散去。
雋不疑遂將此人交付有司審辦。
經廷尉數日審理，終於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來，此人為陽夏人，叫成方遂，流落江湖，以賣卜為生。一天，已故衛太子舍人向他問卜，發現他的相貌和故太子劉據非常相似，感到十分驚奇。成方遂聽後，忽生奇想，便將太子在宮中情況，詳細問了一遍。待舍人走後，他便收攤歸家，經過謀劃，數日後便到了長安，幻想能冒充太子，取得榮華富貴。不巧碰上雋不疑，求福不成，反被下獄。起初他還不肯招認，直到有人作證。當時的輔政大臣霍光聽說後，十分感歎地讚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經致用。今虧有雋不疑，否則真的要誤事了！”
另一個例子也能說明漢代的這種現象。
東漢明帝時期的郭弘是潁川陽翟（今河南禹縣）人，熟習法律，被太守寇恂提為決曹掾，斷獄三十多年，沒有人不服他的判決。其子郭躬自幼承傳父業，精通法律，有仁者之封，決獄多有高明的見解。永平年間，被召進宮，在皇帝的身邊當法律顧問。
有一次，朝廷接到了一件案子，說是有兄弟倆共同殺人，但誰是主犯，一直未弄清楚。最後，明帝經義決獄，判兄長不好好教訓弟弟，致使他殺人，所以兄罪重而減弟死刑。不料，中常侍孫章在傳達詔書時出現失誤，詔書內容被理解為其罪皆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當時的尚書認為，孫章的行為，實際上是假傳聖旨，按律應當處以腰斬之刑。
明帝還算是有仁慈之心，他覺得這麼判好像重了些，便把郭躬招來詢問。郭躬說：“孫章之罪，隻可處以罰金。”明帝問：“孫章偽造詔旨殺人，怎麼處以罰金？是不是太輕了呢？”郭躬說：“孫章是錯傳了聖旨，但並非故意，推究其本心，乃是失誤所致，與有意假傳聖旨不同。按規定，應處以罰金。”明帝說；“孫章怎麼可以說是失誤呢？我聽說他和殺人的兄弟倆是同縣，可能以前有仇，所以我懷疑他是故意假傳聖旨，挾私報複、借刀殺人。”郭躬說：“《詩經》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說，周代的貢賦均平，法律賞罰不偏斜。孔子說，君子不逆詐。意思說，不要以自己的意誌事先對別人猜測。所以斷獄萬萬不可憑自己意誌而不顧事實。”明帝接受了他的意見。
在這裏，已經不是經義決獄，而是用經義來解決法律觀念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看來，漢代的經義決獄的應用範圍並不僅僅在處理刑事案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