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藝術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隻會越來越腐敗，皇帝藝術家逐漸蛻變成一個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隻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一種理性行為，藝術是一種感性的表達。如果完全沉浸在感性當中，常人如此，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一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是隻能做壞，不會做好的，中國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由此產生了。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第一流的詞人，對中國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隻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地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打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隻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隻有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亡國經曆，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的都城的時候，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麼做，而是去傾聽教坊樂手演奏的《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彩女尋歡作樂了。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其實，世上是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的。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見《宋史》、《新五代史》、《舊五代史》、《新唐書》等）
5.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舉案齊眉、相敬如賓”，一般是用來形容夫妻間的互敬與和諧的。這其中有個典故，出自東漢時期的梁鴻和孟光夫妻兩人。
梁鴻是當時著名的隱士，情誌十分高潔。有一次，他經過長安附近，作了一首《五噫歌》，詩歌雖然隻有五句話，但隱含了對皇帝奢華生活的不滿和自己不合作的精神，據說還引起了皇帝的憤怒。然而，梁鴻所以“青史留名”，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夫妻關係。
據史書記載，梁鴻幼時曾在太學學習。他家貧而有誌節，博覽群書，無所不通。學成之後，以養豬為生，但貧而不失其誌。一次，他家中失火，殃及鄰舍，他便用自己的全部家當來賠償，鄰人還嫌不夠，梁鴻說：“我別無他物，要不然我給你幹活抵債。”鄰人竟然答應了，梁鴻便日夜為其勞作。眾人知道後，紛紛責備梁鴻的鄰人，稱讚梁鴻的長厚風度。從此，梁鴻的名聲越來越大。很多有錢有勢的人都慕梁鴻之名，欲將女兒嫁他，梁鴻都拒絕了。
孟光據說長得很醜，但品德出眾，她聽說了梁鴻的名聲，表示一定要嫁個像梁鴻那樣的人。孟光臨出嫁前，請求父母給她準備粗布衣、麻鞋、織布的工具等物，但是出嫁時，她卻穿著華麗的嫁衣，打扮得非常講究。梁鴻以為妻子是講究奢華的人，後悔自己看錯了人，一連七天都不理她。孟光見狀，便跪在梁鴻床前問緣故，梁鴻說：“我理想中的妻子，應該是身穿粗布，能與我同去深山過隱居生活的人。而你卻身穿綢緞，撲粉描眉，太使我失望了。”孟光聽了，欣喜地說：“我這樣是在試探夫君的誌向啊！”說完便去掉首飾，綰起頭發，穿上粗布衣裳，與梁鴻同過起隱居生活。
魯迅說二十四史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但在這些家譜式的說教中還是不能不露出馬腳，人的本性是難以完全遮蓋的。據說梁鴻當時並沒有看清孟光的模樣，過了幾天在廚房裏相見，梁鴻見孟光長得十分醜陋，嚇得調頭就跑。結果孟光把他喊回來，居高臨下地把梁鴻訓斥了一頓，說是女子應該以德事人，不應以色事人雲雲，而梁鴻卻如此看重美色，孟光認為梁鴻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種道德君子，而是個徒有虛名的俗物。結果自然是梁鴻十分羞愧，從此對孟光尊重有加，再也不敢嫌棄她了。